校长办公室里，茶已经泡好了。校长问了几句海边的路，才把话引到正题上。
“学校正从外地引进一位青年研究员，谈了很久，人家差不多点头了。”
他把一份简历推过来，“条件里有一条，来了就得是副教授。”
徐砚宁没去碰那份简历。“今年的评审还没完。”
“所以才请你来嘛。”
校长笑了笑，“九个名额，先留一个。委员会照常评八个，不给你们添麻烦。”
“那第九个谁来评？”
“这个人的材料你看了就知道，评不评都一样。”
她低头喝茶。说是留一个，其实是绕开委员会。
校长见她不接话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其实别的路我也想过。省里是允许少报的，写个书面说明，剩下的名额能留到下一年。可人家等不到明年，说不定就去别的学校了。”
徐砚宁的杯子在半空停了一下。她当主任这些天，翻过的文件不少，却从没见过这一条。
“校长，这事我得想想。”
她把杯子放下，“委员会的名额，我一个人不能先许出去。”
校长没再勉强。
午后，人事处送来一个牛皮纸袋，里面是一份正式申诉。申诉人贺季川，机械工程学院讲师。撤回的那次投票里，他排第十。
申诉书一条一条列着：撤回已经完成的排名，规则里找不到任何依据；新规则生效时，没有设置过渡期；他按原标准准备了三年，现在却被要求交出早已结课的课程材料。
贺清禾进门就要了过去，站着把三页纸看完，往桌上一拍。
“两个姓贺的，一个要撤，一个要告。他这是冲我来的。”
“不是冲你。”
徐砚宁抽出第二页，用铅笔在“过渡期”底下划了一道，“这一条，他说得对。”
“你到底站哪边？”
“规矩改了，总得给人留点时间适应。改的时候我们没想到，是我们的疏忽。”
贺清禾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，拎起包走了。
傍晚，徐砚宁约贺季川在图书馆旁的咖啡馆见面。她以为他会憋着气来。可他进门时外套扣子扣错了一颗，坐下先道歉，说刚从实验室出来。
“徐老师，我不是想闹。”
他两只手握着纸杯，“我就想知道，这三年算什么。”
“那几门课的讲义还在吗？”
“电脑里有一些。作业早没了，学生都毕业了。”
他停了一会儿，“课我是认真上的，就是那时候没人说要留。”
他说话很慢，眼底一圈青黑。徐砚宁准备好的几句解释，一句也没说出口。
晚上回到父亲家，徐伯钧正坐在灯下翻一本旧备课本。她把申诉的事讲了讲。
父亲听完，把手里那本递给她。纸页上一半是蓝字，一半是红字。
“那年换新教材，上面说下学期全换。”
他说，“老师们哪来得及？后来改成新旧两套一起用，蓝的是旧课本的教法，红的是新的。整整两年，大家才慢慢顺过来。”
“两年。”
“两年不算长。总不能叫人一夜之间换个脑子。”
徐砚宁一页页往后翻，蓝字越来越少，红字越来越多。她从包里摸出铅笔，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：过渡期，两年。想了想，又在下面添了一行：少报，书面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