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一次会议定在十二月中旬。开会那天上午，徐砚宁先去了校长办公室。
茶已经泡好了。校长翻到方案第三条，看了很久，才抬起头：“人家就是冲着这个条件来的。”
“明年请那位研究员自己来申请。材料交委员会，跟别人一起排。”
“他要是不来呢？”
“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”
徐砚宁说，“今年要是替谁空着一个位置，明年谁还信这张名单？”
校长没接话，把茶杯往她面前推了推。她喝了一口，起身告辞。
下午，会议室里的档案已经搬走了一半，剩下的按学院码在长桌一头。徐砚宁把方案念了一遍。一共四条，她念得很慢。第一，新规则加两年过渡期，交不齐教学档案的申请人，按原来的教学记录评。第二，今年只定八个，交齐档案的一律看档案。第三，第九个名额按省里的规定附上书面说明，留到下一轮。第四，黄子衡那四篇论文算不算，正式交给期刊目录委员会，他的申请写“暂缓”。
法学院的老委员第一个开口：“‘暂缓’这两个字，规则里也没有。”
“所以要写进去。谁来定，什么时候定，都写清楚。”
“同一年，两把尺子。”有人用笔敲着桌面。
“本来就是两把。”
贺清禾说，“以前那把只量论文，大家用惯了，不觉得别扭罢了。”
会议室里静了一会儿。
“过渡期两年，到期就收。”
徐砚宁说，“不会一直这么量下去。”
举手表决的时候，她没有抬头看，是记录员报的数。方案通过了。
八个名字定下来那天，贺清禾拿着名单进来，用指甲在三个名字下面各划了一道：“旧名单上没有这三个。”
其中一个是位年轻讲师，徐砚宁此前没见过他。她翻出他的档案，外院来听课的老师在记录末尾写了一句：这几份作业上，他批改的字比学生写的还多。
几天后，贺季川来送撤回申诉的书面材料。人事处关于过渡条款的那份答复，他折好了夹在里面。
“徐老师，明年我还报。”
“按新档案准备？”
“一半一半吧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“两年呢，来得及。”
黄子衡的回信只有一行：“谢谢，我等。”发信时间是深夜。徐砚宁猜，他大概又在实验站。
十二月三十日，她把报告送到省里。经办人核对了页码，在回执上盖了章，抬头问：“八个？”
“八个。第九个的说明附在后面。”
晚上她回到父亲家。备课本按年份码在地上，父亲蹲在中间，用尼龙绳一捆一捆地扎。
“怎么想起收了？”
“该收了。”
父亲把绳子递给她，“你拉紧，我打结。”
两人扎了一捆又一捆。轮到教材改革那几年，父亲转身去找剪刀。徐砚宁从中间抽出一本，翻开看了一眼，前半本是蓝字，后半本全是红的。她把它放进自己的包里，拉上了拉链。
父亲拿着剪刀回来，数了数地上的那几捆本子，说：“差不多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