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徐砚宁刚打开办公室的门，贺清禾就到了，身后跟着法学院的那位老委员。老先生手里还拎着一杯没喝完的豆浆。
贺清禾把名单往桌上一放：“九个人，就是论文最多的九个。教学那一半，算了跟没算一样。”
“投票是按程序走的。”徐砚宁说。
“程序我挑不出毛病。”
老委员慢慢坐下，“可规则改了，结果一点儿没动，那到底改了什么？说句不好听的，这是给旧规则换了一件新衣服。”
“你们想怎么样？”
“撤回排名。”
贺清禾说，“下次开会我提动议。”
徐砚宁没有接话。她拉开抽屉看了一眼，又轻轻推了回去。
几天后召开第二次会议，动议一提出来，会议室里就吵开了。
“票是大家一张一张投的，名字都签了。”
坐在窗边的一位委员先开口，“说撤就撤，以后谁还认这个委员会？”
“再说时间。”
另一位翻着手边的日历，“十二月三十一号截止，现在推倒重来，来得及吗？过了期，九个名额一个都剩不下。”
“来不及就将错就错？”贺清禾的声音高了起来。
“谁说是错？你拿出证据来。”
几个人同时看向主任的位置。徐砚宁从抽屉里取出那两张纸，并排放在桌子中间。
“一张是我们投出来的，一张是我按旧公式算的。大家对一对。”
没人说话。有人摘下眼镜凑过去看，又慢慢靠回椅背。
“这不怪谁。”
她把铅笔放下，“新规则只写了'同等计分'，怎么衡量教学，一个字都没写。课时差不多，学生评分人人优秀，分不出高低。分不出来，大家只好看论文。说到底，我们又走回了老路。”
表决结果，赞成撤回的比反对的多一票。散会时，那位翻日历的委员从她身边经过，丢下一句：“主任，撤是撤了，办法总得有一个吧。”
周末她回到父亲家，徐伯钧还在客厅里整理那些备课本，地上摊开了一片。她蹲下去帮忙，随手翻开一本。纸页已经发脆，字却一笔一画都很工整，页边密密麻麻全是批注：哪个问题学生答不上来，哪段课文讲早了，下回该换个讲法。本子里还夹着几篇学生作文，错字用红笔圈了出来，段落旁边写着“此处好”，或者“再想想，为什么？”
“这些您都留着？”
“留着。”
父亲接过去，把折角压平，“教得好不好，自己说了不算。别人坐在后排听，学生在本子上写，那才算数。”
她没再说话，一本接一本地翻下去，直到窗外的天全黑了。
那天晚上，她就在父亲的旧书桌上起了草稿。教学档案：一门课的完整材料，包括大纲、教案和考核记录；两次听课记录，由外院同行来听；三到五份经过批改的学生作业。写完，她又用铅笔在“外院”两个字底下重重画了一道。
周一上午，贺清禾坐在她办公室里看草稿，从头到尾没抬一次头。看完，她把纸放回桌上。
“这才像样。”
当天下午，通知发往了各个学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