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初,澄州还没有凉下来。评审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行政楼三层一间小会议室里,四面柜子塞满了历年档案,长桌上码着二十三个牛皮纸袋,每个袋子上贴着申请人的姓名和学院。
徐砚宁上周才接到任命。人事处的同事把钥匙交给她时交代:今年省里给的副教授指标是九个,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必须上报,过期作废。“徐老师做事细,肯定没问题。”
她没接这句话,只问新规则的文件在哪儿。
文件压在最上面,三个月前才印发,纸还很新。最要紧的那条只有一行:教学与论文同等计分。她用铅笔在底下划了一道,旁边画了个问号。
接下来两个星期,她每天下午都来这里,一份一份地翻。论文部分很好看:期刊级别、引用次数,一栏一栏排得清清楚楚,谁高谁低,一目了然。翻到教学部分,铅笔就停住了。只有课时数和学生评分,后面跟着一个结论。二十三份里,几乎每一份都写着“优秀”,只有一两份是“良好”,其中一份还附了说明,说那学期换了教室,学生评分才偏低。
她在第三份材料边上写:“优秀,依据?”到第十几份,这几个字她已经懒得再写。
周末她回父亲家吃饭。老房子在城西,楼道里一股潮气。父亲开门时手上沾着灰,客厅地板上摊着一摞摞备课本,封皮发黄,边角卷起,有的用橡皮筋捆着,有的捆着旧鞋带。
“又翻出来了?”
“柜子要修,先挪一挪。”徐伯钧蹲下去,抽出一本递给她。
她翻开。左边抄着课文,右边是父亲密密麻麻的小字:哪个字学生容易读错,哪一段该停下来问一句,哪个孩子上回答得好,下回再叫他。有一页的页脚写着:“今天讲砸了。”
“讲砸了也记?”
“不记,下回还砸。”
父亲把那本收回去,压在一摞的最上面,起身去厨房端菜。饭桌上他问了问她的新差事,她说就是看材料,他也没再多问。
十月中旬,委员会开第一次评审会。各学院的委员坐满了长桌,每人面前一份汇总表。讨论比她预想的顺利。化学系的贺清禾问了两次教学评分是怎么来的,没人答得上来。她皱着眉,在表上写了几个字,到底还是投了票。计票,排序,九个名字依次填进表格,大家签字散会。
人都走了,徐砚宁没有动。她从柜子里找出去年的评审细则,按旧规则的公式,把二十三个人的分数一项一项重新算。论文分照旧,教学分换回原来的权重。算到最后一个人,窗外天早就黑透了。
她把会上的名单放在左边,自己算出来的放在右边。
九个名字,一个不差,连先后顺序都一样。
她又核了一遍,还是一样。铅笔在指间转了几圈,终究没有落下去。整栋行政楼早已安静下来,走廊也暗了,只有这间会议室还亮着。她坐在两张纸前,很久没有起身去关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