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的老先生陆续回了意见，蒋秉钧那份迟迟没来。几个星期后它到了，却是从省文化厅转回来的：一张转办单，后面附着一封信的复印件。
信是手写的，三页，字一笔一画，像刻出来的。头一句是：“晚清一厅说明牌初稿，歪曲历史。”下面列了三条：只写赔款与饥荒；洋务、新政只字不提；拿一个县的账本，代替整个时代。落款：蒋秉钧。
韩立恒把复印件放在季望舒桌上，自己没坐。
“厅里没表态，只说请我们妥善处理。”
他说，“妥善处理，就是先交一份书面说明：这段话怎么来的，依据是什么，谁看过。”
“依据都附在稿子后面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他把转办单往她那边推了推，“可人家看的不光是这一块。上回会上我担心的那种读法，现在有人替我写出来了。”
他走后，蒋知禾拿起复印件，盯着落款看了很久。
“是我爷爷。”
季望舒抬起头。
“他不知道是我写的。”
蒋知禾把纸放回去，边角对得很齐，“寄稿子那天我看见信封了，没吭声。我以为他看完会打电话骂我两句，就过去了。”
“他平时骂你？”
“骂。骂完给我夹菜。”
她想笑，没笑出来，“季老师，要不那块牌子我改。”
“先别动。”
季望舒把复印件折起来，“我去见他。”
老家属院就在博物馆后头，楼道里停着几辆旧自行车。蒋秉钧开门时穿着一件洗薄了的中山装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。
他没寒暄，从柜子里抱出一个蓝布面的文件夹。
“一九八五年的。”
他翻到中间，“你看这段。”
稿纸已经发黄，写的是江南制造局，讲机器，讲译书，讲第一批学徒。页边一行红笔：片面，只见机器，不见人民疾苦。
“就为这一段，开了三次会。”
老人说，“我没删，后来原样上了墙。”
“您当时怎么说的？”
“我说机器也是历史。不写它，后来的人以为那几十年只剩挨打。”
他看着她，“现在你们又只剩挨打了。”
“不是挨打。”
季望舒说得很慢，“是挨打的钱从哪儿来。一个县，一本账，每一笔都对得上。”
“账是真的，我不怀疑。可三百个字，你挑了这本账，就没挑别的。挑什么，就是说什么。”
“您当年挑了机器。”
老人没接话，把文件夹合上，过了一会儿又打开。
那天下午，他们从赔款摊派说到洋务办厂，从铁路说到废科举。窗外的光从桌面移到了墙上。中间他问过一次稿子是谁写的，她说是项目组写的，由她负责。他看了她一眼，没再问。
天快黑时，她问那封信能不能收回。
“寄出去，就是我的意见。”
蒋秉钧说，“我八十一了，要说的话不多，说了不收。你们改不改，是你们的事。”
出了家属院，路灯已经亮了。季望舒在公交站掏出那张复印件。韩立恒要的说明是写给厅里的，老人的信也是，看的不过两三个人。他们争了一下午，墙前面的观众一个字也听不见。
她把复印件翻过来，垫在膝盖上，写了两行：牌子不改。回答要让人看得见。
车进站了。她把纸折好，放回包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