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后不过个把月，守拙斋的书桌一张接一张空了。
先走的是豆腐坊家的小儿子。他爹一早挑着空担子来，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进屋，说城里南货店缺个学徒，托人说好了，过几天就去。说着，把儿子桌上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一本本收进布包，眼睛始终没离开桌面。
先生端坐着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去吧。学手艺，先学规矩。”
又过了些日子，药铺掌柜领着两个儿子来了。城隍庙里新开了县立小学堂，除了读经，还教算术和体操。掌柜一进门就作揖，话说得十分周到：“徐先生，县里劝了好几回，我们做小买卖的，实在不好不去……”
“不必说了。”
先生没有起身，“书在桌上，自己拿。”
两个孩子抱着书往外走，小的那个回头冲景行挤了挤眼，被他爹一把拽出了门。先生提起朱笔，在点名册上把两个名字各划了一道，笔画仍旧端端正正。
后来来收书的家长，多半挑先生午睡的时候，跟师母说几句话，抱了书就走。有一回正撞上先生从书房出来，那人低头叫了声“徐先生”，脚下却一步没停。
束脩渐渐收不上来了。有人托人带话，问能不能少收些，好歹让孩子读完这一冬。先生亲自把带话的人送到门口，客客气气，话却一句不松：“守拙斋的束脩，多少年就是这个数。读书不是买菜，没有讲价的道理。”
题照旧出，文照旧改。屋里只剩下几个人，景行卷子上的红字反倒比从前更密了。
景行先察觉到的是声音。从前师母给先生续茶，腕上那只银镯子总会在杯沿上轻轻碰一下，叮的一声。这几天倒茶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他抬眼一看，她手腕上空空的，发髻里那根玉簪也换成了一根木簪子。
他没敢问。
那天傍晚，别的学生都走了，景行留下来帮师母收院里晒的被子。师母踮脚去够竹竿，一张折着的纸从袖口滑出来，落在他鞋边。他弯腰捡起，纸折得不严，露出半边：是一张当票，盖着当铺的红印，墨笔写着“银镯一只，玉簪一支”。
师母伸手接了过去，重新折好，塞回袖子里。
“别跟你先生说。”
“师母，这……”
“他这辈子，就剩这间屋子了。”她朝书房看了一眼。窗纸上映着先生的影子，正低头改卷子，腰板挺得笔直。
景行抱着被子，半天才说出话来：“学费的事，我回去跟我爹说，让他……”
“不是为这个。”
师母打断他，声音很轻，“你也别往自己身上想。我当了它们，是让他把书体体面面地教完，不是拿来拴住你的。”
景行愣在那里。
师母从他怀里接过被子，转身进了屋。
回家的路上，景行一直在想这句话。这些日子他天天照常来上学，照常交卷子，心里总觉得只要自己还坐在那张书桌前，就算对得起先生了。至于上海那边，他一直在等——等父亲不再提，等先生先开口，等日子自己替他拿主意。
现在连这点借口也没有了。
到家时，父亲账房里的灯还亮着。景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抬手敲了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