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是第二天中午回来的。邵一苇正在给炉子添煤，桌上的电话忽然震了一下，接着一连好几条消息挤进来，大多是所里工作群的通知。她没有看，直接拨了徐景澄的号码。
她把那块石头、红色记号、每年几十厘米的下滑，按顺序讲了一遍，最后提到雷长庚三年前写给所里、一直没人回的那封信。她讲得很慢，像在答辩。讲完，那头没有声音。
“徐老师？”
“在。”又是一段很长的空白。她听见那头有人敲门，徐景澄捂住话筒说了句什么，门又关上了。
“你自己量过？”
“量过。雷站长的本子上也有，记了好些年。”
“那封信，我看过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“当时以为是老同志跟新设备过不去。”
她没接话。
“这样，”徐景澄的声音恢复了平时开会的节奏，“你先别跟任何人说。报告马上定稿，这时候动数，等于整份报告推倒重来。等发表以后，我们写个补充说明，慢慢处理。”
“可那三年的数，所里是公开发过的。”
“所以更要慎重。”
他说，“一苇，派你上山，所里是怎么考虑的，你心里有数。回来以后的事，我都替你想过了。别在这个时候让自己被动。”
挂了电话，她在桌边坐了很久。窗外的积雪被太阳晒出一层硬壳，亮得刺眼。
那天夜里她没睡。屏幕上还显示着两条曲线，一条平缓，一条陡。她打开邮箱，写下“徐老师，我听您的”，删掉；又写“徐老师，我想再考虑一下”，也删掉。
快到半夜，雷长庚的门开了。他披着军大衣出来，往炉子里添了两块煤，倒了半缸子热水，没回屋，在她对面坐下。
“打电话了？”
“嗯。”
他没问徐景澄说了什么，喝了口水，才开口：“九几年那会儿，站里也是两个人。”
邵一苇抬起头。
“我跟另一个。人不坏，本事也大。有一年冰退得厉害，他嫌数不好看，怕交上去没法交代，就改了几个。不多，就几个。”
雷长庚把缸子搁在炉台上，“后来有人上来复查，一量，对不上。”
“再后来呢？”
“这个站十年的记录，全没人用了。人家不知道他改的是哪几个，只能都不信。”
他停了停，“他下了山，再没干这行。”
炉火噼啪响了一声。
“打那以后，我每天自己去量，自己写。写错了就划一道，在旁边重写，不撕。”
“您是答应过谁吗？”
雷长庚没回答。他看了一眼墙上那排本子，站起身，把大衣裹紧，回屋去了。门没关严，留着一条黑缝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邵一苇把雷长庚的手写记录、传感器的数据、石头的测量照片和自己写的分析，一个一个放进附件。收件人那一栏，她填了所里数据中心的公共邮箱，又加上徐景澄。
信号只有两格，进度条走得很慢。她盯着它，手指搭在桌沿上，一直没动。
“发送成功”四个字跳出来的时候，外面传来铁门响。雷长庚已经拿着卷尺站在雪地里，回头看了一眼窗户。
她合上电脑，去拿自己的手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