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溪头村回来那天晚上，以宁清空餐桌，铺开一张大图纸，像画平面图一样画这场婚礼。
左边是上海：小仪式，只请最亲近的人。右边是溪头村：祭祖、敬茶、迎亲、四十桌，一样不少。两栏之间，她画了一个来回的箭头，旁边注明：彩礼十八万八，仪式上由丁家交出，当天由女方退回，作为新家基金。
嘉树在她身后站了很久。
“你觉得呢？”她没回头。
他张了张嘴，“都”字已经到了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“这个好，”他说，“真的好。”
以宁回头看他一眼，把手机推过去：“那你打给你妈。”
嘉树没接，把手机推了回来。“你讲得清楚。”
她叹口气，先打给了母亲。
邵佩文听完，停了几秒。
“你这是做账，”她说，“送过去，退回来，账面是平了。可送的那一下，大家看的是你值多少钱。转一圈回来，还是买卖。”
“妈，那是心意——”
“心意不用标价。”电话挂了。
阿禾婶那边更难。嘉树拨了号，开着免提，以宁一条条讲完，那头半天没声音，只听见小店里有人问酱油多少钱。
“以宁，”阿禾婶终于开口，声音还是轻轻的，“当天就退回来，村里人会怎么讲？讲上海亲家看不上我们的东西。”
“不是看不上，是——”
“我知道你不是。”
阿禾婶说，“可是人家不知道。”
这样僵了几天。一天深夜，邵佩文睡不着，起来泡了杯茶，翻出以宁留给她的号码。这事她谁也没告诉。
电话响到第五声，接通了。
“是我，以宁的妈妈。”
那头愣了一下。“亲家？这么晚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“没出事。”
邵佩文握着茶杯，“上回我讲话太冲，有些话没讲完。”
她没提那个方案，讲的是自己结婚那年，男方家也送过一笔钱；几年后离婚，婆婆当着邻居的面说：钱还没还清，人倒要走了。那时以宁还小，躲在她身后，一声不吭。
阿禾婶很久没接话。后来她说：“嘉树八岁，他爸爸就没了。”
邵佩文放下了茶杯。
“我一个人守着店，”阿禾婶说，“米是邻居送的，他的学费是一家一家凑的。我不是要面子，亲家。我是怕人家以为，我们把这些都忘了。”
“你那时候，”邵佩文问，“是怎么熬过来的？”
后来两个人说的都是这些：孩子半夜发烧，一个人抱着往医院跑；家长会上别人都是两口子，只有自己一个；孩子考上大学那天，想找人说一声，却不知道该打给谁。
窗外的天由黑转灰，茶早就凉了。
“这样，”邵佩文说，“钱你在仪式上交给我，我当着大家的面退回去，告诉他们，这是我们两家一起给孩子的。”
“那到时候你自己讲。”
阿禾婶说，“你是老师，讲得比我好。”
挂电话时，通话时长是三小时零七分。
天亮后，以宁被手机震醒。母亲发来一行字：
“那个方案，我同意了。”
她还没回过神，嘉树的手机也响了。他听了几句，转头看着以宁：“妈说，就按你画的办。”
以宁拨给母亲。
“妈，你跟阿禾婶——”
“我要睡觉了。”邵佩文说完，挂了电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