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交完班，史若岚去护士站取记录单。她自己那几个病人的单子都填好了，一格一格，整整齐齐。雷鹤年名下的那一摞夹在旁边，她从头翻到尾，全是空的，连姓名栏都没写。
她拿着单子进了办公室。雷鹤年正低头写那个黑本子，听见脚步声，扣上了笔帽。
“雷老师，这些您还没填。”
“没填。”
“是哪里不清楚吗？背面有说明——”
“清楚。”
他把本子推到一边，“你这张表上，没有脉，也没有舌头。”
史若岚愣了一下。“脉和舌象没法量化。”
“我看病，就看这两样。”
雷鹤年说，“别的你都列上了，血压多少，心跳多少，我抄进去也行。可我填的数字，不是我看病的理由。”
“这张表不记理由，记结果。”
她把单子在桌上码齐，“同一个脉，您摸是沉，换个人摸可能就是细。舌苔厚不厚，灯光一变，看着都不一样。这种东西放进去，医务处问标准是什么，我们答不上来。”
“那就是说，答不上来的，就不算。”
“我没这么说。”
“你是这个意思。”
他声音不高，也听不出生气，“表是你做的。我那一份，我自己记。”
史若岚还想再解释一遍，可她看得出来，他每个字都听明白了。
下午，她敲开了科主任的门。这是她头一回为两个人的分歧来找“裁判”。科主任听完，摘下眼镜擦了擦。
“老雷那边我去说。舌头脉搏的事，以后再议，数字先得有。医务处随时来查，空着交不上去。”
没多久，雷鹤年也被叫了进去，出来时脸上看不出什么。
第二天，他的单子全填上了。数字是现成的，他照着抄。每一项后面都有“正常/异常”两个方框，只要数字在范围之内，他一律勾“正常”，勾得又快又直，像批作业。勾完，他回到病房，在床边坐下，一个一个摸脉、看舌头，再回来把看到的写进黑本子，字小得像蚂蚁。
护士站里的话传得很快。史若岚去拿化验单，听见两个小护士压着嗓子说：“四十多年的老医生了，被个年轻的逼着填表。”
“还告到主任那儿去，至于吗？”见她过来，两个人立刻住了口，低头对药单。
史若岚把化验单折好，放进口袋，什么也没问。
傍晚，办公室里只剩他们两个。她对着电脑核数字，揉了好几回眼睛。
“手伸过来。”雷鹤年忽然说。
“干什么？”
“给你看看脉。”
“不用，我没病。”
他也不坚持，只把右手搁在桌上，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史若岚叹了口气，把左手腕递到他指头底下，眼睛还盯着屏幕。
他的手指很凉，按下去，松一点，又按下去。办公室里只听得见电脑风扇在响。
“你睡得不好，”他说，“不是一天两天了。”
这话没说错。她半夜常常醒，醒了就再也睡不着，这事她跟谁都没提过。
史若岚笑出声来，把手抽了回去：“干我们这行的，谁睡得好？”
“那倒也是。”他点点头，低头在本子上又写了一行。她没问写的是什么。
从那以后，雷鹤年的每个病人都有了两份记录：一份在她的表格上，数字齐全，勾满了“正常”；一份在那个磨破了边的黑本子里，除了他自己，谁也不看。史若岚每天把表格收齐，按床号排好，装进文件夹。她对自己说，拿得出去的、算数的，只有这一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