院长把工单压在桌上，手指在“三个工作日”那几个字上点了点。
“这事不难回。”
他说，“就写试验结束，十一路维持原样。稳妥，跟西坪印出去的规划也对得上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”
姜蔚然没接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院长，给我一天。”
院长看了她一会儿，把工单推回给她：“明天，最晚明天。”
中午，邓立衡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没寒暄就直奔主题。
“司机也有意见。南环那几趟，乘客上车就骂。”
那头计算器嘀嘀响了两声，“试验到此为止吧。账要算清楚，再跑下去，赔钱还挨骂。”
“邓经理，再给我一天。”
那边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就一天。”
下午打来的是邹佩琳。她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躲在走廊里打的。
“视频在小区群里转疯了，好几个楼长来找我。周六就开会，就剩两天了。”
她顿了顿，“我在想，干脆跟大家说，十一路不动了。”
“邹科长，再等我一天。”
邹佩琳叹了口气：“我爸也是，这一礼拜天天去坐环线，拿他那块老表掐着时间记。”
姜蔚然问她要了邹守成的电话。
第二天五点半，坪桥站口的路灯还亮着，风很硬。邹守成已经站在站牌底下，棉帽压到眉毛，手里攥着个塑料皮本子。
“我从礼拜一记到昨天。”
他把本子递给她，“南环头班六点整走，一回没误过。后头十二分钟一趟，也准。车没毛病。”
本子上一行行是他的字：六点整、六点十二、六点二十四……有几行后面添了小字：“下来的人没赶上”。
姜蔚然掏出地铁试运营的时刻表，和他的本子并排摊在手上。坪桥站的列车，头一趟六点整到站，往后也是十二分钟一趟。
“车跟地铁是同一分钟。”她说。
“同一分钟顶啥用？人得从底下爬上来。”
六点整，脚底下传来列车进站的轰响，南环的车同时关门起步。两分钟后，七八个人从楼梯口上来，看着尾灯拐过路口，又缩着脖子站到路边。
“为啥非得六点走？”她问。
“车队五点四十交班，交完班出车，头一班就是六点。”
邹守成说，“几十年都这样，改成环线也没动。”
姜蔚然低头看着两张纸。头班定在六点，后面每一趟都跟着它走，十二分钟，十二分钟，整整一天都和列车撞在同一分钟上。车不少，一趟都不少。差的是四分钟。
她把本子一页页拍了下来。邹守成抬腕看了看表，没说话。
那天夜里，研究院的楼只剩她那一层还亮着灯。
她把邓立衡的账重新列了一遍。北环四点六公里，南环五点一公里，按线路长度算，都够不上八公里。可油是一公里一公里烧的。两条环线十二分钟一趟，从早跑到晚，实际跑出去的里程并不少。
她在纸上写下一行：燃油补贴按线路实际运营里程核算，不按线路长度。
然后是工单答复。她没写“试验结束”，只写了列车到站的时刻、楼梯上的两分钟、六点的头班车和五点四十的交班。最后一句是：头班车推迟四分钟，交班时间相应调整。
她敲开院长办公室的门时，楼道里的灯已经灭了一半。
院长戴上老花镜，从头看到尾，又翻回第一页。
“写得清楚。”
他摘下眼镜，“可是改不改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周六的居民会，你自己去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