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饭的碗还没收，餐桌中间腾出一块地方，摆着丁家外婆的手机。录音放了一遍又一遍，姨婆的声音细而亮，夹着沙沙的杂音。
林惠兰戴上老花镜，一条一条往纸上写。有些字是土话的音，她得停下来想一想，再在旁边用普通话注一遍。丁家外婆凑过来，看一句，点一下头：“原来唱的是这个！我光听着好听，一个字也没听懂。”
笔、书、算盘、秤、印章、尺子、铜钱，七句对上了七样东西。纸上还剩两行。
“一捧土，认得家。”
林惠兰摘下眼镜，“这个好办，就是自家院子里的土。”
“河边老屋？”亦舟问。
“院里那棵桂花树底下。你小时候天天在那儿玩泥巴。”
老屋已经租出去好几年了。亦舟拿上手电筒和小铲子出了门，若澄在后面喊了一句“跟人家客气点”，门已经关上了。
丁家外婆站起来：“装土总得有个口袋。亲家母，有碎布没有？”
林惠兰拿出针线盒。丁家外婆翻了翻，挑出一块蓝底白花的旧布，比着格子的大小剪好，低头就缝。她手快，针脚又密，缝到一半，嘴里哼的竟是录音里的调子。
亦舟回来时，裤脚湿了一片，手里捧着个塑料袋：“租房的大哥还没睡，一听是给孩子抓周，非要帮我挖。”土倒进布袋，丁家外婆抽紧袋口，打了个结，放进一个空格子，大小正好。
大家的目光又落回纸上最后一行：“一根线，放得长。”
林惠兰从针线盒里拿起一卷红线：“这是长命线。我们这儿孩子出远门，大人要在他手腕上系一根。走多远，线那头都在家里。”
一直没开口的丁伯谦把茶杯放下，声音不高：“亲家，在我们潍坊，‘放’和‘线’连在一块儿，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放风筝。线放得越长，风筝飞得越高，也越远。”
他说完，看了一眼靠在墙角的燕子风筝。
“飞得再远，线头也还在人手里。”
林惠兰说，“我就盼着禾禾长大了，飞到哪儿都行，总得认得回家的路。”
“线头是在手里，可你得松手啊。”
丁家外婆接过话，“当年若澄要去深圳，我哭了好几天，她爸一句话没拦。现在想想，拦住了，她能有今天？”
若澄低下头，给怀里的禾禾掖了掖小被子。
亦舟看看他妈，又看看岳父：“爸说得也有道理，妈说得也……”
“你别‘也’了。”若澄小声说。
屋里静了。谁都明白，说的早就不是一根线。
林惠兰拿起手机，拨通了姨婆孙子的电话。那边说姨婆还坐着看电视，把手机递了过去。
“姨，‘一根线，放得长’，是什么线？”
姨婆没回答，停了一会儿，从“一支笔，字写端”唱起，一口气唱到最后一句。唱完了，她问：“素云，你几时回来？”
林惠兰说快了，挂了电话。
夜深了，大家各自去睡。若澄走到门口，回头说：“妈，这句先放一放，明天再说。”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。
客厅里只剩一盏台灯。木盒敞着，八个格子都有了东西，最后一格还空着，底上积着一层薄灰。燕子风筝就在旁边，线轴上缠着一圈圈白色的棉线。
林惠兰把那卷红线握在手心里。
十八岁那年秋天，她离家去念师范。走那天早上，母亲送她到码头，拉过她的手，用牙咬断一截红线，在她手腕上绕了几圈。船上已经有人在喊开船了。母亲低头打着结，说了一句什么。
她记得母亲的手很凉，记得河上的雾，记得那个结打得很紧。
那句话，她怎么也听不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