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魏书澄把一张纸铺在玄同道长面前。纸上竖着画了四栏，栏首分别写着甲本、乙本、丙本、朱本。
“四本并排印，谁也不当底本。”
她说，“哪本缺了，就空着；哪本怎么写，就照怎么印。”
道长看了一会儿，手指落到四栏下面那块空白上：“这儿呢？”
“昨天夜里您在谷口念的。”
她顿了顿，“我没录，也没记。回来以后凭记性写了一遍，记不准的字，空着。”
她又递过去两页稿纸。第一行写着“诵本记录”，下面一行小字注明年月、地点，为谁而念。
道长往下看。看到一处，他拿起她的笔，在空格里添了一个字，又把旁边一个字圈掉，改了。
“平常不这么念，”他说，“那天晚上是这么念的。”
“那我就照那天晚上的记。”
“不算经？”
“不算。只算那天晚上的事。”
道长把笔还给她。“记下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可以；别把它写成经。”
下午，她去了朱怀谷家。他听她说完，进屋取出那个蓝布包，在院里的小方桌上解开。
角上那个印子，她在观里看过好几回，始终认不出来。这回她把那一页斜着迎向太阳，粗黄的纸面上浮出一个淡淡的方框，框里有几个字的轮廓。
“石……屏？”她不敢肯定。
朱怀谷戴上老花镜，凑过来看了很久。“石屏纸坊。”
他说，“末一个是'坊'，左边那个土字旁还看得出来。”
“谷里还有过纸坊？”
“早没了，就在下游河湾那儿。”
他摘下眼镜，“我爹说过，民国二十四年发大水，纸坊整个冲没了，后来再没人开。”
民国二十四年，一九三五年。魏书澄把这两个年份并排写在本子上，盯着看了一会儿，才问他能不能把整本拍下来，印进书里。
朱怀谷没马上回答。他把抄本往太阳底下推了推。
“拍吧。拍正一点，别把我爷爷的字拍歪了。”
报告里，她这样写那两句：“石屏谷本地所传。抄本所用竹纸出自石屏纸坊，该坊毁于民国二十四年，故此纸不晚于一九三五年所造，抄写则不得早于造纸之时。两句何时入谷，现存四本皆无可据，不另立说。”
雷知远说这两句是地方上的，这一点她没有反驳——本来就是。她只是没用“窜入”这个词。
草稿发给雷知远，隔了一天，他回了两行：“断代我认。是不是窜入，你写你的，我写我的。”
她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九月十日，图书馆来接经入库的车开到了山门外。两个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，把甲、乙、丙三本一一放进衬了软垫的木匣，贴上封条。道长签了字，把手在匣盖上按了一下，退后一步。车沿着山路往下开，拐过一道弯，就看不见了。
那个秋天，朱怀谷隔几天就上山一趟，在偏殿窗下铺开纸，照着祖父的本子抄。他抄得慢，一天不过几页，写坏一个字，整页重来。道长有时进来添一回茶，在他身后站一会儿，又出去。当年朱秉文替人抄经，想来也是这样。
第二年春天，印好的校勘本寄到了观里，厚厚一大册。道长翻到度亡章，四本并排，下面另起一栏，栏首印着“诵本记录”四个字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把书合上，放进经架。
然后他把朱怀谷抄的那一本捧到供桌上，摆在灯旁边，翻开，用一块镇纸压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