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是那天夜里在家写的,只有一页。她没有替自己的观点辩护,也没有提寄到厅里的那封信,只写了一件事:陈列中的说明文字由博物馆负责撰写,由博物馆署名,责任也由博物馆承担。厅里的好意,馆里心领,文本不予采用。写到最后,她把“不予”改成了“不便”,想了想,又改了回去。
第二天下班前,信放到了韩立恒桌上。他看了两遍,没说话,把信夹进文件夹,在台历那个圈旁边打了个钩。
又过了一夜,信回到她手里。落款处多了一个名字。“韩立恒”三个字比他平时签的大,笔压得很重。
“昨晚没睡?”
“睡了,没睡好。”
他把茶杯往旁边推了推,“牌子上署的是馆名。馆名底下,总得站个人。”
她从他办公室出来,直接去了那面空墙。工期砍掉一半,反倒让她想通了一件事。就算北京当初点了头,审批、押运、保险一道道走下来,四个月也未必够。县馆库房里那些东西却从来没人排队来借,一纸公函、一辆车就能拉回来。
她当初嫌它们普通。可她要讲的,本来就是普通人怎么吃饱、怎么交税。
“知禾。”
她回过头,“你说过的那几个县馆,库房钥匙谁管?”
蒋知禾正抱着一摞校样,愣了一下。“管理员。有的得打电话,叫他骑车过来。”
“列个单子,这周就走。”
她们跑了七个县馆。有的县馆设在老文庙的偏殿里,有的和县图书馆共用一层楼。陶仓的盖子缺了一角,石磨的齿槽里还嵌着土,犁铧锈得发黑。一块田界砖上刻着两户人家的姓,中间划着一道竖线。蒋知禾蹲在地上拓那几个字,季望舒在旁边替她打着手电。几个月前那句“太普通”,两个人谁也没提。
东西运回馆里,在四百年的空白处排成了一整面墙。布展师傅问灯光按什么标准打,她说:“按金器的标准。”
至于蒋秉钧的信,她又去了一趟他家。
“您的信,我想原文印在那块牌子旁边,一个字不改。下面再印我的回答。”
老人戴上老花镜,把她带来的样稿从头看完,又翻回去,看了一遍自己写的那段。
“标点也不改?”
“不改。”
他摘下眼镜,在桌上放平。“那就让看展的人自己判断。”
两段文字装进了同一个框里。韩立恒拿着清单从第一厅数到最后一厅,数完又叫人复核了一遍:八十四块,没有多出一块。
开幕那天,季望舒照旧揣着秒表。战国、五代、民国那几段曾经的走廊里,站满了停下脚步的观众。那面陶仓和石磨排成的墙前,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弯腰看了很久。季望舒按下秒表,后来忘了按停。
晚清厅里,蒋秉钧拄着拐杖站在那面墙前。他先读自己那段,读得很慢,然后往下读她的回答。读完了,他没有走,抬手扶了扶眼镜,又往前挪了半步。
蒋知禾就站在他身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