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马路上又走过一队学生,举着白布横幅,口号一声接一声。教室里没有人在看黑板。
后排靠窗那个瘦高个儿忽然站起来。
“廖先生,我想问一句。”
他把课本往桌上一放,“报上天天在骂孔子,我们还念《论语》做什么?孔子到底还值不值得读?”
几个学生笑出声,又赶紧低下头去。
景行放下粉笔。他今年三十岁,在这所中学教国文已有几年。这样的话,他在报上、在茶馆里都听过,可学生站起来当面问他,这还是头一回。
“你自己怎么看?”
“不值得。”
“那就写成文章,明天交给我。”
景行说,“要讲道理,光喊口号不算。”
下课回到办公室,门房来找他,说码头上有人送来一只箱子,还有一封信,都是从青溪来的。
信只有一页。师母邹氏已于上月病故,临终时交代,这只箱子务必送到廖景行手上。
景行拿着信站了很久。先生是光绪三十二年春天走的,离那场大雪不过几个月。如今,师母也走了。
箱子是樟木的,不大,铜扣上生了一层绿锈。盖子上有一行墨字,是先生的笔迹,一笔一画,端端正正:
待景行为人师之日启之
他当先生已经好几年了。师母守着这只箱子,守了十几年。
那天晚上,他把箱子搬到桌上,打开铜扣。一股樟木的气味扑出来。
里面是一叠一叠的文章,用棉线订得整整齐齐。他拿起最上面一叠,手停在半空。
《学而时习之》。这是他进守拙斋那年写的第一篇破题。
往下翻,一篇接一篇,都是他的文章。每个题目他都认得,也记得这些纸在炭盆里怎样卷起来,变黑,碎成灰。可这不是原稿。字是先生的小楷,一个挨着一个,从头到尾没有一笔歪斜。每一篇末尾都注着同一个日子: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,先生烧稿的前一夜。
他想起那天早上师母的那句话:书房的灯点了一整夜,油都烧干了。
页边全是朱批。八股文旁边,先生照旧一点也不客气:“此股太弱”,“虚字多余,删”,“破题未切,重作”。翻到最后几篇,是他当年偷偷写的新学文章。先生竟也一篇篇批过了。一页上写着:“此论新,然理未足。”
另一页,一句话底下画了一串红圈,旁边四个字:“此句可存。”
箱底只剩一张纸。题目是《好学论》,后面只有一行:
夫子之学,不待科举而后重也。
再往下是空的。纸上留着一个小小的墨点,像是笔已经落下去,又提了起来。
景行把这张纸放在灯下,一直坐到街上的电车都收了班。
第二天下午,那个瘦高个儿把文章交上来了。题目是《孔子不必读论》,写得又快又急。道理倒一条一条摆得清楚,有几处还颇有锋芒。字却东倒西歪,好几个少了笔画,还有几个潦草得认不出来。
景行拿起朱笔,把写错的字一个个圈出来,在旁边端端正正写上正字。文章的意思,他一句也没有动。
写完,他在页边空白处添了一行:
论不必改,字要端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