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长的会议室朝北，上午也得开着灯。龚立衡把三样东西摊在桌上：工厂的总平面图，河滩的土壤检测报告，还有一张他自己算的数字表。
招商办的人没等他开口：“龚科长，河滩的事，县长跟你打过招呼吧？”
“打过。”
龚立衡把平面图转过去，手指按在北边那片空白上，“我说的只是这一条。高压线底下，厂子盖不了东西。我拿测距仪去量过，二百六十亩左右。”
县长看向对面。工厂来了两个工程师，年纪大的那个戴上眼镜，凑过去看了一会儿。
“这块我们本来就打算铺草皮，”他说，“安全距离摆在那儿，连个仓库都放不了。”
“那你们用不用？”县长问。
“用不上。”
招商办的人还想说话，县长抬手拦住，转过头问龚立衡：“青岗村是四百亩，剩下的呢？”
“剩下一百四十亩在陡坡上，坡度超了，怎么调都过不去，只能退回去种粮。”
龚立衡翻到第二页，“这些户得补偿。照原来的路子，果园要留，县里只能到外地买耕地指标来补。现在有了这一条，二百六十亩的指标不用买了，省下来的钱，赔这一百四十亩够了。”
屋里静了一会儿。县长拿起那张表，从上看到下，说：“就按这个报。”
一百四十亩的名单打出来，头一行还是第一号。贺长庚的地挨着公路，是全村最低的一块，坡却陡得站不稳人。
龚立衡赶到的时候，贺长庚已经在锯了。他没叫人帮忙，一个人提着油锯，从最上面那棵锯起。树晃了两下，倒在坡上，枝头的青桃滚了一地。
“哥，补偿款很快就到，”龚立衡说，“不差这几天。”
“差。”
贺长庚停下锯，弯腰捡起一个青桃，在袖子上擦了擦，看了看，又扔回草里，“再晚，玉米就种不上了。”
油锯又响了起来。龚立衡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爬上坡去，帮他把倒下的树往下拖。
给省里的报告，龚立衡写了三个晚上。置换的位置、面积、土质，每一项都附了检测编号。写完，他在结尾又加了一行：
上述四百亩果园于六年间陆续种植，其间本局每年派人核查，并在记录上签了字。
局长看到这一行，把笔帽拔下来，又按了回去。“这句非写不可？”
“都是真的。”
局长看了他一眼，在报告上签了名。
检查组到的那天，组长读到最后，停住了，把那一行又读了一遍，抬起头：“四年前那份记录，是你签的？”
“是我。”
组长没再问，在本子上记了几个字。
七月，青岗村的头一茬桃子熟了。崔守田让人送了一筐到县里，筐底垫着桃树叶子，一句话也没捎。龚立衡带回家几个，贺秋棠挑了两个最红的，用手绢包好。第二天，龚立衡开车送她回了青岗村。
贺长庚那块坡地上，玉米苗才一尺来高，一垄一垄顺着坡排下去，中间还露着几个没挖干净的树桩。
贺秋棠把桃子放在地头的石头上。贺长庚直起腰，擦了擦手，拿起一个，咬了一口，嚼了很久。
“甜不甜？”
“甜。”
他把另一个推回给她，朝路边的车扬了扬下巴，“给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