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同已经摆在会议桌上，旁边放着一支笔。何启年坐在正中，经理坐在他左手边，三个合作社的社长挤在靠墙那排椅子上。陶守田坐在最边上，帽子搁在膝盖上。陶念苇坐在柳映川身后。
“柳老师，笔都摆好了，”何启年看了一眼表，“你有什么话，直说。”
“纸厂出钱清草，我不反对。”
柳映川打开投影，“我只请大家看几张图。”
第一张是石门湾：左边是二十年前的面积和单产，右边是这次的实测。接着是老河湾、新堤湾、荷叶湾，还有另外三个湾。她一张张往下放，不多解释，只把每张底下那行“可收割量”念出来。会议室里只有投影机嗡嗡地响。
七张放完，她在白板上写下两个数。
“上面这个，是合同第三年起的配额，按卫星图的面积乘以过去的单产算。下面这个，是七个湾实际能长出来的。”
她拿笔在两个数之间点了点，“中间差的这一截，哪个湾都割不出来。”
经理皱起眉头：“草清掉了，那三个湾不就长回来了？”
“会长回来，可没那么快。”
柳映川说，“新堤湾里有一片，人工割了整整两个夏天，才刚缓过来。合同上写的，是第三年整个湖就得缓过来。”
经理没再接话。他掏出手机，按了一阵，停下来，又从头按了一遍。按完，他把手机扣在桌上，靠回椅背。
“到了第三年，县里交不出这个数，”柳映川说，“您手里拿着的，就是一张纸。”
何启年看着白板，半天没出声。后来，他把面前的预算表翻到配额那一页，拿笔在那个数上划了一道。
“表上写多少，冬天也不会多长一根。”
他抬起头，“你说，怎么定？”
那天下午，白板擦了两回。上村和中村的社长为荷叶湾从哪儿分开吵了半个钟头。最后陶念苇翻开断面记录，指着一条老水沟说：“就按这条沟分，冬天水一退，两边都看得见。”
经理在清草费上一点不松口：“按公顷付可以，清没清干净，得我们的人去验。”十年的事，他再没提。
散会前，何启年把定下来的四条念了一遍。第一，配额按每个湖湾的实测产量逐湾核定，不再按面积计算。第二，外来草每年提早收割，由合作社承担，纸厂按清理的公顷数付费，不再拿长期收割权来换。第三，合作社分界按现在的湖岸线重画，荷叶湾一分为二，新堤湾恢复后的第一茬归下湾社。第四，清查方法写成规程，每五年重做一次。
念到第三条，上村的社长嘀咕了一句：“偷着割了两年草，倒割出个第一茬来。”
陶守田没有回头，只是把膝盖上的帽子拿起来，戴上了。
冬至前后，湖面封严了。纸厂的卡车停在新堤湾口的土路上，下湾社的社员踩着冰，把割好的芦苇一捆捆拖到岸边。第一捆扛上车厢的时候，陶守田站在湾口，开口数了一声：“一。”后面一捆接一捆，他一个数也没漏。
柳映川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那个旧计数器，没有拿出来。
陶念苇在她旁边跺着脚：“我爸数东西，从来不出声的。”
“今天出声了。”
晚上回到旅馆，柳映川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，写下一行字：下一次清查，五年后的十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