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刚麻亮,王建国把棉袄领子竖得高高的,踩着“嚓嚓”冻土往站台走。风里卷着今年头场雪糁子,打在脸上像钝钉子,他却走得比往常急——慢车只剩早晚各一班,他怕错过“最后的热闹”。
雾没散透,站台先热闹起来。林小梅把一筐筐核桃码在月台黄线外,筐沿插着红纸小旗,风一吹,“哗啦”像替山货鼓掌。她儿子豆豆裹成棉球,踮脚望轨道,嘴里背算术:“一车四十筐,两筐二十斤,能卖……”王建国路过,顺手在小孩帽檐上一弹:“小会计,今天不收税。”
村民们提着蛇皮袋、背着竹背篓,陆续从坡下爬上来,嘴里哈出的白气连成一片云。有人把腊肉挂车厢衣帽钩,有人把活鸡塞进编织袋,只露焦躁的鸡冠——车厢里顿时有了年味。老孙头常坐的那排长椅今天被让出来,摆了两坛自酿苞谷酒,坛口蒙红布,像给旧站台办喜事。
“站长,来一口暖暖!”李二魁递过搪瓷缸,酒面晃着碎雪。
王建国抿一口,辣得眯眼,却听见自己心里“咯噔”一声——像道岔被扳动,方向改了。
慢车“呜——”地滑进站,比平时慢,像老人拄拐。车门“咣当”打开,人群一拥而上,踏板发出久违的吱呀。王建国照例立岗,举手信号旗,忽然发现旗面补过的一块红布脱了线,在风中狂抖,像要飞走。他愣了半秒,才喊:“上车注意缝隙!”声音被雪粒打得七零八落。
车厢里,林小梅已占好两排座,把橘子箱竖当桌子,核桃、干菌、野茶摆成一条“山货长龙”。妇女们围着砍价,笑声撞向铁皮车顶,又弹回来。豆豆拿一根香肠当话筒,大声广播:“本次列车开往县城,途经春天、夏天、冬天——”有人逗他:“秋天呢?”
孩子答:“秋天被我娘做成柿饼啦!”整节车厢笑翻。
王建国从过道挤进来查票,被人塞了两把花生、一截血肠,兜里鼓囊囊。他想笑,却看见窗外崭新的黄色护栏——那是高铁测量队留下的标记,像一道新鲜伤口。雪糁子落在黄漆上,不化,像给伤口撒盐。
“站长,听说再过两个月,这班车就停了?”
林小梅把嗓音压得低低,眼睛却亮,“那以后咱山货运出去,得加多少路费?”王建国张了张嘴,花生在齿间碎成渣,咸香转苦。
他挤出一句:“局里……还在研究。”说完就后悔——自己刚写了请愿书,却拿不出半句硬话。
列车钻进第一座隧道,黑暗瞬间灌满车厢。有人划开手机灯,照出一张张忽明忽暗的脸:皱纹里夹着煤灰,手掌上裂口比铁轨还深。灯光掠过王建国时,他赶紧闭眼,怕别人看见自己眼眶里晃动的泪。
出了隧道,雪停了,阳光像迟到的通知,斜斜贴在窗上。远处山腰,高铁工地打桩机“咚咚”作响,震得玻璃轻颤。赵工程师曾告诉他,隧道口离青枫站直线距离不过三百米,爆破那天,老围墙裂了指头宽的缝。此刻,那声音像巨人脚步,一步步踏向旧站台。
“来,站长,拍个照!”有人举起淘汰的旧数码相机,对准王建国和满车厢山货。他下意识挺直腰,嘴角扯出笑。闪光灯一亮,他眼前却泛黑——照片里,自己背后正是那截即将被拆的轨道,像一条被掐住七寸的蛇。
列车临近县城,乘务员推着小车叫卖:“瓜子饮料矿泉水——”声音被车轮撞击声切成碎片。王建国忽然想起三十年前,自己第一次跟车,也是这样的冬天,车厢里挤满外出打工的山里人,他们喊他“小王”,把方便面调料包撒在他饭盒里。如今那些人有的成了包工头,有的埋骨异乡,只剩他还在这条线上来回。
“前方到站——青枫!”广播响起,他猛地回神——原来自己一路竟坐到了终点。
人群开始往车门挤,像退潮带走所有贝壳。林小梅把最后一袋核桃塞给他:“站长,留着补脑。”她笑,眼角却藏着钩子,要把他的承诺勾出来。
王建国拎着核桃下车,脚踩站台,发现雪已化,轨面湿漉漉,像一条刚擦过泪的脸。列车在他身后缓缓启动,车窗里伸出几只手,冲他晃。他举起信号旗,想挥,却举不动——旗杆被什么坠住,原来是自己左手在抖。
汽笛长鸣,像旧友最后的招呼。王建国仰起头,让雪落在脸上,凉丝丝,却烫得眼疼。他想起怀里那封请愿书,还等着去局里递;想起照片里年轻的自己,背后站牌油漆鲜亮;想起老孙头说“人心会散”——此刻,他的心就像被车轮碾过的雪,裂成一道道黑漆漆的辙印。
远处,高铁工地的探照灯亮起,白得刺眼。王建国把核桃袋抱紧,像抱住一截即将熄灭的炭火。他转身,朝出站口走,脚步比来时慢,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,一头连着他,一头连着旧轨道,像一条不肯拆的——
雪又下了,一片落在他肩头,久久没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