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,山腰的桃花像被谁打翻的胭脂,一瓣一瓣往站台飘。王建国踩着花瓣扫站台,扫帚划过,粉花沾了泥,像被踩碎的奖状。老孙头把茶摊支在信号灯下,一张矮桌,两只掉漆的搪瓷缸,茶叶是去年自己炒的苦丁,冲出来黄得发绿。
“建国,来一口。”老孙头用缸沿磕了磕桌角,声音脆得像旧铁轨接头。王建国没应,弯腰把扫帚立到墙根,才走过去。桃花瓣落在茶面,打了个旋,沉下去。
“听说高铁要飞了?”老孙头眯眼,皱纹里夹着花粉。
“飞不了。”
王建国坐下,手指摩挲缸沿的水渍,“得先把我埋了。”
老孙头笑了,露出三颗黄牙:“铁路断了,人心也会散。你守得住轨,守不住人。”
他抬手,指向村口新刷的搬迁标语——“奔向高铁新时代”,白底红字,被太阳晒得发皱,像一张哭花的脸。
王建国低头喝茶,苦得舌尖发麻。远处,林小梅背着一筐新摘的蕨菜走来,筐沿压弯了她的肩,却压不住她哼的小调——是儿子学校教的《小蜜蜂》。走到站台边,她停住,把筐放下,抬手抹汗,袖口沾了黄泥。
“王叔,孙爷。”她打招呼,眼睛却望向铁轨尽头,仿佛等一列永远不会来的慢车。
“梅子,今年蕨菜价贱,不如腌了卖。”
老孙头递过一只搪瓷缸,“尝尝,苦完回甘。”
林小梅接过,没喝,先问:“王叔,听说高铁一通,慢车就停?那俺娃去县城读初中,得先走十里山路到镇里?”
王建国盯着茶缸里沉浮的花瓣,喉咙发紧。他想说“还有班车”,却想起去年冬天班车滑进沟里的新闻;想说“我替你反映”,却记起赵工程师那张画满红线的蓝图。最终,他端起茶,一饮而尽,苦得眼眶发热。
“只要我在,慢车就发。”他把缸子磕回桌面,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老孙头却摇头,用指甲抠桌缝里干掉的茶垢:“当年咱修这条线,死了两个人,一个被哑炮崩了,一个冻在隧道口。如今一句‘飞过去’,就把他们埋进纸里。”
他抬眼,瞳孔映着桃花,像两汪血色的井,“建国,你三十年没调过站,可铁路不是你家炕头,说留就留。”
一阵风掠过,花瓣突然密集,像下了一场粉雪。林小梅打了个喷嚏,揉揉鼻子,轻声说:“娃她爹在电话里说,温州厂子缺人,让俺带孩子过去,说那边学校有校车……”她没说完,低头掰手指,关节咔咔响,像细小的道钉被撬起。
王建国忽然觉得胸口那枚旧徽章硌得慌,他伸手捏住,隔着布搓,金属边缘割掌心,却割不断那句“温州”。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跟列车进山,车窗外的月亮大得能接住人;想起女儿满月,妻子抱着她站在站台,蒸汽扑湿小被子;想起妻子走后,他半夜巡道,把她的姓名写在雪上,第二天太阳一出,字就没了。
“再等等。”
他听见自己说,声音像锈轨上滑过的车轮,沉,却带着颤,“等我把请愿书递上去。”
老孙头嗤笑,用茶缸底敲桌子:“你守的是轨,也是坟。”说完起身,背手往村口走,步子一拖一拖,把花瓣碾成紫泥。风把他的话吹回来,一句一句,像道钉往王建国心里砸。
傍晚,王建国独自巡道。夕阳把铁轨拉成两条红绸,远处山腰,桃花被霞光浸透,像燃烧的火焰。他弯腰捡起一枚道钉,锈得发黑,却还能看见当年砸下的“1979”。他把道钉揣进口袋,继续走,走到隧道口,停下。隧道里黑得像个倒扣的锅,锅沿上,最后一瓣桃花粘着,像不肯熄灭的火星。
夜里,他第一次失眠。躺椅上,天花板裂缝像一张展开的蓝图,红线交错,把他困在中央。他起身,摸黑走到站台,月亮瘦得能割手。旧铁轨在月光下泛着青,像两条冻住的河。他蹲下去,把耳朵贴上去,没有声音,连虫鸣都没有。他却固执地等,直到露水湿透裤腿,才起身回屋。
抽屉里,他翻出一张信纸,抬头印着“青枫站”三个字,已经泛黄。他拧开钢笔,墨水冻住,甩两下,才流出。第一行字写完,墨太淡,像哭干的眼泪。他撕了,重写,一笔一画——
“尊敬的铁路局:我是青枫站站长王建国,今年五十八,守站三十载……”
写到“三十载”时,窗外起风,桃花瓣簌簌打在玻璃,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门。他停下笔,抬头,看见玻璃上自己的影子:白发乱飞,眼眶下挂着两团青黑,像被岁月抽了脊骨的龙,却还昂着头。
他忽然握拳,对着影子挥了一下,像在给谁打信号,又像在挥别。然后低头,继续写,墨汁在纸上洇开,像一条不肯愈合的伤口,又像一朵不肯凋谢的桃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