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，山腰的桃花像被谁打翻的胭脂，一瓣一瓣往站台飘。王建国踩着花瓣扫站台，扫帚划过，粉花沾了泥，像被踩碎的奖状。老孙头把茶摊支在信号灯下，一张矮桌，两只掉漆的搪瓷缸，茶叶是去年自己炒的苦丁，冲出来黄得发绿。
“建国，来一口。”老孙头用缸沿磕了磕桌角，声音脆得像旧铁轨接头。王建国没应，弯腰把扫帚立到墙根，才走过去。桃花瓣落在茶面，打了个旋，沉下去。
“听说高铁要飞了？”老孙头眯眼，皱纹里夹着花粉。
“飞不了。”
王建国坐下，手指摩挲缸沿的水渍，“得先把我埋了。”
老孙头笑了，露出三颗黄牙：“铁路断了，人心也会散。你守得住轨，守不住人。”
他抬手，指向村口新刷的搬迁标语——“奔向高铁新时代”，白底红字，被太阳晒得发皱，像一张哭花的脸。
王建国低头喝茶，苦得舌尖发麻。远处，林小梅背着一筐新摘的蕨菜走来，筐沿压弯了她的肩，却压不住她哼的小调——是儿子学校教的《小蜜蜂》。走到站台边，她停住，把筐放下，抬手抹汗，袖口沾了黄泥。
“王叔，孙爷。”她打招呼，眼睛却望向铁轨尽头，仿佛等一列永远不会来的慢车。
“梅子，今年蕨菜价贱，不如腌了卖。”
老孙头递过一只搪瓷缸，“尝尝，苦完回甘。”
林小梅接过，没喝，先问：“王叔，听说高铁一通，慢车就停？那俺娃去县城读初中，得先走十里山路到镇里？”
王建国盯着茶缸里沉浮的花瓣，喉咙发紧。他想说“还有班车”，却想起去年冬天班车滑进沟里的新闻；想说“我替你反映”，却记起赵工程师那张画满红线的蓝图。最终，他端起茶，一饮而尽，苦得眼眶发热。
“只要我在，慢车就发。”他把缸子磕回桌面，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老孙头却摇头，用指甲抠桌缝里干掉的茶垢：“当年咱修这条线，死了两个人，一个被哑炮崩了，一个冻在隧道口。如今一句‘飞过去’，就把他们埋进纸里。”
他抬眼，瞳孔映着桃花，像两汪血色的井，“建国，你三十年没调过站，可铁路不是你家炕头，说留就留。”
一阵风掠过，花瓣突然密集，像下了一场粉雪。林小梅打了个喷嚏，揉揉鼻子，轻声说：“娃她爹在电话里说，温州厂子缺人，让俺带孩子过去，说那边学校有校车……”她没说完，低头掰手指，关节咔咔响，像细小的道钉被撬起。
王建国忽然觉得胸口那枚旧徽章硌得慌，他伸手捏住，隔着布搓，金属边缘割掌心，却割不断那句“温州”。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跟列车进山，车窗外的月亮大得能接住人；想起女儿满月，妻子抱着她站在站台，蒸汽扑湿小被子；想起妻子走后，他半夜巡道，把她的姓名写在雪上，第二天太阳一出，字就没了。
“再等等。”
他听见自己说，声音像锈轨上滑过的车轮，沉，却带着颤，“等我把请愿书递上去。”
老孙头嗤笑，用茶缸底敲桌子：“你守的是轨，也是坟。”说完起身，背手往村口走，步子一拖一拖，把花瓣碾成紫泥。风把他的话吹回来，一句一句，像道钉往王建国心里砸。
傍晚，王建国独自巡道。夕阳把铁轨拉成两条红绸，远处山腰，桃花被霞光浸透，像燃烧的火焰。他弯腰捡起一枚道钉，锈得发黑，却还能看见当年砸下的“1979”。他把道钉揣进口袋，继续走，走到隧道口，停下。隧道里黑得像个倒扣的锅，锅沿上，最后一瓣桃花粘着，像不肯熄灭的火星。
夜里，他第一次失眠。躺椅上，天花板裂缝像一张展开的蓝图，红线交错，把他困在中央。他起身，摸黑走到站台，月亮瘦得能割手。旧铁轨在月光下泛着青，像两条冻住的河。他蹲下去，把耳朵贴上去，没有声音，连虫鸣都没有。他却固执地等，直到露水湿透裤腿，才起身回屋。
抽屉里，他翻出一张信纸，抬头印着“青枫站”三个字，已经泛黄。他拧开钢笔，墨水冻住，甩两下，才流出。第一行字写完，墨太淡，像哭干的眼泪。他撕了，重写，一笔一画——
“尊敬的铁路局：我是青枫站站长王建国，今年五十八，守站三十载……”
写到“三十载”时，窗外起风，桃花瓣簌簌打在玻璃，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门。他停下笔，抬头，看见玻璃上自己的影子：白发乱飞，眼眶下挂着两团青黑，像被岁月抽了脊骨的龙，却还昂着头。
他忽然握拳，对着影子挥了一下，像在给谁打信号，又像在挥别。然后低头，继续写，墨汁在纸上洇开，像一条不肯愈合的伤口，又像一朵不肯凋谢的桃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