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月初十,山脊的雪还没化,风把雪粉扬起来,像撒了一把碎玻璃。王建国四点一刻起床,推开门,先看见站台尽头那盏红灯——不是他熟悉的信号灯,而是三脚架顶上闪的激光测距仪,一下一下,把黑夜切成红片。红灯后面站着几个穿橘色马甲的人,口罩拉到鼻梁,像一群深夜捕猎的狐狸。
“青枫站值班员,王建国。”
他自报家门,声音卡在喉咙,咳出一口白雾,“谁让你们把仪器架在道心?火车来了怎么办?”
最前面那人摘下绒帽,露出一头被汗水蒸湿的卷毛:“赵工,赵远航。高铁设计院测量队长。”
他伸手,手套上沾着反光贴,像镶了一圈小镜子,“我们四点就进场,怕吵村民,没提前打招呼。”
王建国没握手,抬眼数人头:六个。三脚架三台,无人机一架,红灯在雪里眨得像坏掉的星星。他想起二十岁那年,第一次跟师傅学手信号,师傅说:“红灯停,绿灯行,黄灯等一等,这是铁路的命。”可今晚,红灯被外人捏在手里,像捏住他的脉搏。
“慢车五点半到,你们撤不撤?”王建国问。
赵工程师笑了,眼角挤出两道深沟:“王站长,高铁不会停,它‘飞’过去。隧道已经定线,从青枫站头顶三百米过,噪音比雪花落地还轻。”
“飞?”
王建国重复这个字,像含了一块生铁,“火车没有翅膀。”
赵工没接话,弯腰从背包抽出一张蓝图,抖开,雪粒哗啦啦落。图上是等高线、隧道、桥梁,一条笔直的红线从山腹穿过,像手术刀口。青枫站被画成一个小黑点,旁边标注:关闭备选。
“县里给三个方案,A线绕村,多三公里;B线穿站,拆房少;C线走高架,成本最低。”
赵工用指尖点C线,“我们倾向C。王站长,您这站,明年冬天就退休了。”
王建国突然觉得雪光刺眼,他转身,拎起月台角的竹扫帚,一下一下扫雪。雪末溅到靴面,化成水,渗进袜口,冰凉。他扫到第三趟,才开口:“我退休不退休,不由图,由人。”
赵工身后的年轻人笑了,声音短促,像无人机桨叶打断。王建国抬头,看见那架黑十字小飞机正悬在站房上空,镜头红点亮着,像一颗不肯熄灭的信号灯。他忽然抡起扫帚,朝空中一挥。无人机猛地爬高,雪被桨风卷起,形成一条白龙。
“别误会!”
赵工举手,“我们记录现状,给环评用。”
王建国没停,扫帚划出一道弧,把雪甩到三脚架脚下。红灯被雪盖住,光晕变得模糊,像被掐灭的烟头。他喘着气,胸口起伏,呼出的白雾与雪粉搅在一起,分不清冷热。
“五点半,6718次通过,限速四十五。”
他声音低,却稳,“你们不撤,我就报调度,扣车。”
赵工盯了他两秒,忽然笑了,点头:“好,收。”
三脚架折叠的声音在清晨格外脆,像骨头错位。红灯熄灭,最后一闪映在王建国的瞳孔里,像一滴血掉进深井。测量队背着设备往山腰走,脚印排成一条虚线,很快又被雪填平。
王建国站在原地,听见自己心跳,咚咚,比汽笛还响。他低头,看见扫帚柄裂了口,木刺翘起来,像不肯倒下的旧旗。他伸手去摸,刺扎进指腹,血珠冒出,鲜红,在雪地里滚一圈,变成一粒冰红豆。
五点半,6718次像往常一样喘着爬上坡。司机探窗,冲他扬手,王建国举起右手,却忘了展开绿旗。列车擦身而过,带起的风掀起他的帽檐,白发一下子全露出来,像一丛被霜压弯的芦苇。
车尾红灯远去,雪原恢复寂静。王建国忽然摸到林小梅的儿子画的一张小纸条,还在他制服内袋,软软的,像一片被体温捂热的树叶。他掏出,展开,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小鸭子,旁边写着:谢谢王爷爷。
他把纸条对折,塞进信号旗套里,转身往站房走。雪又开始下,先是一粒粒,后来是一片片,像无数张未写完的请愿书,落在空空的站台。
背后,山脊上方,云层裂开一道缝,晨光投下来,照出高铁勘测留的小红旗,一溜红点,从山脚蜿蜒到云端,像一条不肯愈合的伤口。王建国回头,数了数:一共十面。他忽然握拳,对着虚空挥了一下,像在给谁打信号,又像在挥别。
雪落无声,旧轨道安静躺着,像一条被岁月抽了脊骨的龙,等待下一声不知方向的汽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