局长把文件推过来的时候，冯若宁正在核对一摞下乡演出的报销单。
“省级非遗名录开始申报了，咱们县报陶家皮影。”
局长用指节敲了敲截止日期，“两个月。你做事细，交给你。”
“局长，我没弄过申报。”
“谁一生下来就弄过？表是现成的，一栏一栏填。”
她把文件抱回座位，从头读到尾，在要附材料的地方贴上黄色便签，贴了厚厚一排。
陶庆年住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，挨着渭河的老堤。村口的戏台还在，台上铺满了晒着的玉米，只有台口柱子上残留的对联，还能看出这里原来是唱戏的地方。
陶家院子在巷子最里头。老人七十八了，背有些驼，正坐在屋檐下的小凳上刻东西，膝盖上垫一块木板，手里那把刀的木柄磨得发黑。见有人进来，他把刀收进布套，起身搬凳子，又进屋倒了杯水，客气话一句也没多说。
堂屋靠墙摞着几只木箱，红漆掉了一大半，箱盖上的土厚得能写字。冯若宁问能不能看看，老人点了一下头。她掀开一只，一股皮子和樟脑混在一起的味道扑上来，影人一层一层夹在发黄的旧报纸里。
“陶老师，最后一回在外头演，是哪一年？”
“四年前。”
“后来就没再演过？”
“打鼓的走了。”
他说完便起身去赶院子里的鸡，没再往下讲。冯若宁在本子上写下“四年”，又在后头画了个问号，想了想，把问号划掉了。
她把申报的事一条条讲给他听：省里的评审，扶持经费，以后进学校、进景区的机会。老人听得很耐心，不时“嗯”一声，没有打断她。她心里松了些，把表格摊在小桌上，递过笔：“这几处要您签字，别的我来填。”
陶庆年接过笔，戴上老花镜，一条一条往下看，看得很慢。看到一半，他停住了。
那一栏印着：代表性传承人（一名）。
他把笔放回桌上，放得很轻，笔杆滚了半圈才停。
“这个，签不了。”
“您先写个名字，后面的材料都是我——”
“不是材料的事。”
他摘下眼镜，“能写的，有两个。”
冯若宁赶紧翻开本子。
“一个是我女儿，静秋。刻也会，耍签子也会，小时候跟着我学的。人在西安服装厂上班，过年过节才回来。”
“那另一个？”
“吕振川，村里的娃，开货车的。鼓学了三年，打得像样。别的，一样不会。”
“那……能不能先报一个，往后——”
“报谁？”
老人看着她，“报静秋，人在西安，村里这台戏照样没人演。报振川，箱子里这些东西，他一刀也刻不了，一根签子也耍不了。”
他把眼镜折好，压在表格上，“我写哪个名字，这班子都要死一半。”
院子里静了一会儿。隔壁有人在剁玉米秆，一下，一下，不紧不慢。
冯若宁没有再劝。她把表格收回文件袋，向老人道了谢。老人送她到门口，转身回到小凳上，把那把刀又从布套里抽了出来。
回县城的班车上，她把文件袋搁在膝盖上，打开笔记本。表格还空着，本子却已经记满了好几页。最后一行是出门前匆匆写下的：两个名字，只有一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