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底，小货车在土路上颠了两个多小时。袁青禾一路抓着车门上的扶手。窗外的坡地一片暗红，裂开的口子宽得能塞进手指。地边还立着去年留下的玉米秆，干得发白。
“今年还没下过一场雨。”开车的乡干部说。
她没接话，从口袋里掏出记录本，写下：路边土壤开裂。
第二天，袁青禾在乡政府院子里开会，三十户人家都来了人。她把一把种子倒在手心，让前排的人看。
“这是云旱七号，抗旱玉米，研究所培育的。试验做两年。每户拿出一半的地种它，另一半照旧种你们的老品种。种子和肥料，研究所出。”
种子比本地玉米颜色浅，颗粒也小一些。有人捏起一粒放在牙齿间咬了咬，又吐到地上。
“没见过。”
“谁见过？”
一个戴草帽的男人说：“前几年也来过一个外地公司，说是高产种子，价钱比化肥还贵。种下去，苗都出不齐，人早跑了。”
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，只听得见墙外有狗在叫。
坐在最前面的陶德厚站了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。“袁老师，我说句直话。我们陶家三代人都种老玉米，没饿过肚子。地是饭碗，我不拿土地开玩笑。”
他转身往外走，后面几个人也跟着站了起来。
接下来几天，袁青禾借了一辆摩托车，一家一家地跑。她蹲在地头，用小铲子挖开表土，把水分仪插进去，读一个数，记一个数。她给围过来的人看北方几省旱区的试验照片：同样干裂的地里，新玉米的叶子还是绿的，旁边的老品种已经卷了边。
“那要是雨水多呢？”一个老人问。
“那它可能还不如老品种，会少收一些。”
袁青禾说，“这个我不瞒您。”
老人看了她一眼，像是没想到她会这么回答。他指着坡上一块地说，那块朝西，每年最先干，下雨也存不住水。袁青禾在本子上把它圈了出来。
过了几天，陶家捎话来，让她晚上去家里坐坐。
火塘里烧着松柴，铁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。陶德厚给她倒了一碗茶，自己卷了一支烟。
“你那些照片，是别人的地。”
他说，“别人的地，我信不过。”
“那就看您自己的地。”袁青禾翻开记录本，推到他面前。
上面是陶家几块坡地的水分数据，有一个数字被划掉了，旁边写着重测的结果。“每块地的每个数字，出苗、株高、产量，我都拿给您看。好的坏的，一个都不改。”
本子的纸被汗浸得发软，边角卷了起来。陶德厚低头看了很久。
“划掉的这个是怎么回事？”
“第一次测错了，仪器没插到底。”
他把烟在火塘边磕了磕。“那就种一半。”
陶家点头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开了。几户一直犹豫的人家也来报了名，名单上一共十九户。
袁青禾把规则写好，贴在乡政府门口：五月第一周统一播种；施肥按同一张时间表进行；同一户的两半地，除了种子，其他一律相同。
她又拿着一份时间表去了陶家，递给陶德厚。他一条一条地看完，又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日历。他走过去，把日历往后翻了一页。五月那一页上，有一个日子用红笔圈着。
他站在那里，很久没有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