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天早上，何青禾比平时早到了半个钟头。大厅还没开灯，她坐在窗口后面，把灰色小本子翻到税务局那一页。那三个人说的原话她都记着，几乎一模一样：“这不是我们出的东西。”
她盯着这句话看了半天，忽然明白了：人家没说错。账本是分局写的，她却一直在求税务局替别人担保。可当年的钱是交到税务窗口的，分局的数据二〇一八年随着合并，进了税务局的征收系统。那一年的记录，人家自己手里应该就有。
账本上有劳务公司的税号，那天在地下室，她顺手抄了下来。
九点一到，她又去了税务局，找上回那位在分局干过的老同志。
“又是那本账？”他一看见她就笑了。
“这回不盖账本。”
她把本子推过去，“这是劳务公司的老税号。麻烦您从您这边的系统里，把它二〇〇四年的缴费明细打出来。”
老同志愣了一下，戴上眼镜，敲了一阵键盘。系统转了好一会儿，打印机才响起来。
明细有好几页，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串身份证号。何青禾挨着名字往下找，在第三页找到了“姚得顺”，身份证号清清楚楚。往上几行，是蔡长贵。
“这个能盖章吗？”
“我们系统里出来的，怎么不能盖？”
老同志拉开抽屉，章落得又快又稳，“早这么问，不就完了。”
回到大厅还不到十一点。她把明细扫进新系统，输入身份证号。屏幕停了几秒，那条“姓名不一致”的提示没了，二〇〇四年并进了姚德顺名下。累计缴费年限一栏，十四变成了十五。
姚德顺是她一早叫来的，一直坐在等候区。他站到窗口前，盯着那个“十五”看了半天，才问：“这就……行了？”
“行了。”
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出手机，又塞了回去：“晚上春燕打来再说。”
然后又是那句：“麻烦你了，真是麻烦你了。”
她回来的路上给医保窗口打过电话，蔡长贵这会儿已经到了隔壁。原来的同事拿第三页对了身份证号，不到半个钟头，他缺的那一年也补上了。
蔡长贵捏着单子，嘴张了张，没骂出来。他一扭头，隔着两个窗口之间那道缝，看见了姚德顺。
“姚德顺？砌墙那个？”
“蔡头儿。”
蔡长贵把手伸过来。姚德顺赶紧在裤腿上蹭了蹭，握住了。两只手都粗，谁也没先松开。
“那年的钱是我扛去交的，”蔡长贵嗓门又上来了，“我就说我交了！”
下午，何青禾和科长关起门，写了一页纸：名字有出入的，不再拿旧台账去找人盖章，改由征收单位从自己的系统里调出当年的缴费明细，以身份证号为准。科长改了两处措辞，签了字。
“那十一个，”他说，“就照这个办。”
那个季度，十一件都是照这页纸办下来的。
姚德顺过完六十岁生日，又过了一个月，第一笔养老金到了账。那天他提着一只编织袋来到大厅，往柜台上一放，是满满一袋红薯。
“自家地里的，不值钱。”
他走后，何青禾调出他的档案。姓名一栏是“姚德顺”，备注里记着“姚得顺”。两个字都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