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刚亮，河面上浮着一层薄雾，田里的稻茬挂着霜。
姜一苇到河湾时，徐长庚已经扛着卫星定位杆等在田埂上。不一会儿，陆守成从土路那头过来，怀里照旧抱着那只茶叶罐。徐德厚从另一头过来，裤腿卷到膝盖，鞋上全是泥。两人隔着十来步站住，谁也没先开口。
姜一苇把平板电脑转过去。屏幕上是这块田的卫星图，一条红线从田头直直划到水边。
“我是这么想的，”她说，“这块地两亩，从田头到河边，竖着分成两条，一家一亩。两条都挨着水，谁家抽水都不用过别人的田。”
陆守成眯着眼看了半天：“横着分不行？”
“横着分，里面那块就挨不着水了。”
“陆伯，”姜一苇说，“您合同上写的是十七号，两亩。十七号现在在河底下，新的登记簿上不会再有这个号了。合同得重签，换新的地块编号，写一亩。”
“一亩。”陆守成把这两个字念了一遍，大拇指在罐子盖上来回地蹭。
徐德厚一直没出声。他蹲下去，从田边抓起一把土，捏了捏，又松开。土是黑的，粘在他指缝里。
“爸。”徐长庚叫了一声。
雾慢慢散了，对岸的竹林露了出来。过了很久，徐德厚站起身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，冲姜一苇点了一下头。
陆守成看看那条红线，又看看河水。他那两亩地就在水底下的某个地方。他也点了头，点得很轻，像是不想让人看见。
“那就量吧。”他说。
徐长庚把定位杆立在田头，扶正，等气泡停在正中间。仪器“嘀”的一声。他回头冲姜一苇笑了笑：“最后一回了吧？”
“这块地，最后一回。”
上午在村委会，姜一苇从笔记本里抽出那两张表。一张上北坡填的是“水田”，另一张填的是“果园”。她把第一张对折，夹回本子里，在第二张“测量员”一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村长在旁边看着，掏出一根烟，想了想又塞回去。“补贴的事，我去乡里讲。”
他说，“总得有人去讲。”
下午，她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。
县自然资源局的办公室里，科长翻开她的报告。第一页是一九九八年的旧图，叠在卫星影像上，对不上的地方都涂了颜色。河湾外侧一块蓝色，标着“两亩，进了河”。内侧一块绿色，标着“两亩，从河里出来”。北坡上一大片橙色，旁边一行字：“十一亩，上了山，种了板栗。”
科长一页一页往后翻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翻到最后，他拿起笔，在那张少了十一亩的汇总表上签了字。
“报上来的数，有多的，有少的，我看了不少。”
他把报告合上，“能让我看清楚每一亩去了哪儿的，你这是头一份。”
傍晚，柳湾村。徐长庚把一张新图送到陆守成家门口，是姜一苇走前留下的。
陆守成接过去，没让他进屋。他在堂屋的矮凳上坐下，打开茶叶罐，把裹着塑料的旧合同拿出来，看了一会儿，又放回去。然后他把新图对折，再对折，贴着旧合同塞进罐子里，盖上盖子，用手掌按了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