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一日一早，邵蔓青从街道领回一摞名单：安和里，一千一百户。零点那个标准时点已经过去，从这天起，她要带着四个普查员，把这片老里分一户一户数清楚。
四个人里年纪最大的是史念慈。她接过名单，先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，说：“一千一百户，不算多。安和里一半的大人，小时候都是我教的。”
头一个星期，她们爬的都是窄木楼梯。楼梯陡，扶手被几代人摸得发亮，转角堆着腌菜坛子。敲门，等，再敲。很多门始终没有开，春联褪成了粉白色，门缝里塞满了水费单。史念慈每张表都用楷书填，一笔一画。蔓青在旁边不免着急，却挑不出一个错字。
一天早上，两人在巷口过早。热干面摊的老板一边拌芝麻酱，一边听史念慈念门牌号。
“十四号？早几年就搬了，搬到后湖去了。”
“二十号呢？”
“光谷。儿子在那边上班，买了房。”
“小胖，”史念慈说，“嘴巴莫停，手也莫停，面要坨了。”
老板四十几岁的人了，被她叫得一缩脖子，赶紧把碗递过来：“史老师，您也莫找了。这条巷子，一半的门是空的。”
“门是空的，”蔓青说，“户口本上可都有人。”
“那当然。户口留在这里，伢好进这边的学校撒。再说万一哪天拆迁，补偿按户口算，哪个舍得迁？”
旁边小桌上一个爹爹接话：“拆迁拆迁，喊了好多年，我头发都喊白了。”
蔓青换了武汉话问他：“爹爹，您家屋里现在几个人住到这里？”
“就我跟老伴两个。”
“户口本上呢？”
老人想了想，伸出一只巴掌，又添了两根指头。
一个星期跑下来，那天夜里，社区办公室只剩她一个人。蔓青摊开笔记本，用红笔把每一户勾过，再拿那个几块钱的塑料计算器一条一条地加。加完，她不信，又从头加了一遍。数字没变：户口登记在安和里的人，差不多三分之一已经多年不在这里住了。
勾掉的这些门，她小时候大多进过，在这家喝过藕汤，在那家看过一晚上电视。如今门后面什么人也没有。
她翻出培训笔记。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：普查登记的是标准时点上实际住在这里的人；户口在、人不在的，登记为“户在人不在”。她在这一行下面画了两道红线。
按楼栋汇总以后，还有一个数字让她停住了笔：户口挂得最多的，是安和里九号。那是过去纺织厂的职工宿舍，一栋灰扑扑的老楼。
第二天一早，她去了九号。楼道又长又暗，只有尽头亮着一盏灯。两边一扇挨一扇的小门，她数了数，二十二个单间。每扇门外都摆着头盔，墙脚的插座上插满了电瓶充电器，指示灯一红一绿地闪。
她从第一扇门敲起，一直敲到第二十二扇，没有一扇开。楼道静得能听见充电器细细的嗡嗡声。可她总觉得，门后面有人在听。
她在每扇门底下塞了一张入户登记通知，往楼梯口走。刚走出两步，身后“沙”地一响。
她回过头。一张对折的纸正从一扇门底下推出来。她捡起来打开，字写得歪歪扭扭：
“不用登记，我们家里已经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