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天早上，林霜的手机响了。是周牧野。
“林老师，出事了。”
他的声音很急，“户外冰场……您来看看吧。”
林霜穿上外套，开车去了河边。风很大，雪横着飞。她远远就看见周牧野站在冰场边上，身后跟着几个志愿者。
冰场的围栏倒了。塑料挡板碎了几块，散落在雪里。更麻烦的是，冰面——昨天夜里温度降了十几度，又刮暴风雪，新浇的冰层裂了缝，鼓起来，像一张坏掉的桌子。
“设备也坏了，”周牧野说，“制冰机进水了。马文涛的人早上来了一趟，拍了照片，走了。”
林霜踩上冰面，脚下的裂缝发出声音。她蹲下去看，又站起来。
“什么时候的活动？”
“七天后。”
“七天。”林霜重复了一遍。她看着那些裂缝，想起自己退役那年，膝盖里的声音就和这差不多。那时候她以为，冰从此和她没关系了。
“马文涛怎么说？”
“他没说取消，”周牧野的左手插在口袋里，“但是他说，如果我们七天修不好户外冰场，合同就结束。他不付钱。”
一个志愿者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林霜没说话。她走回岸上，雪打在脸上，很疼。但是疼让人清醒。
“体育馆，”她说，“市中心的体育馆，冬天有室内冰场吗？”
周牧野摇头：“有场地，但是没冰。那是打排球和篮球的地方。”
“借来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借来，”林霜说，“我们不用真冰了。”
晚上八点，十二个人坐在体育馆的木地板上。有周牧野，有苏晓禾，有三位六十多岁的老人，还有五个年轻志愿者。
林霜站在中间，手里拿着一支笔。
“户外冰场没了，”她说，“但是冰雪文化节不取消。我们改在室内。”
一个老人问：“没有冰，怎么滑冰？”
“不滑冰，”林霜说，“我们玩冰感训练，玩平衡游戏。再请老人们讲讲，以前工厂怎么自己做冰刀。”
苏晓禾举起手机：“我下午联系了体育馆的管理员。他们说，场地可以借给我们三天，不要钱。但是我们要自己搬东西、自己打扫。”
“我联系了学校的体育老师，”另一个志愿者说，“他们有多余的平衡垫，可以借。”
林霜点点头。她转向周牧野：“你的左手，平时怎么拿东西？”
周牧野愣了一下。他把左手从口袋里拿出来，小臂比右手短一截，手指也不太一样。
“我……习惯用右手。”
“但是如果要扶冰面呢？摔倒的时候？”
周牧野低下头：“我一般不扶。我直接倒。”
林霜没说话。她蹲下去，在地板上画了一个图。
“你给我设计一个东西。单手能用的辅助装置。让人一只手也能撑住，也能起来。”
“我？”
周牧野睁大眼睛，“我不会设计……”
“你天天用一只手，你最知道需要什么，”林霜说，“晚上想，明天早上给我看法。”
凌晨两点，体育馆里还亮着灯。
苏晓禾坐在地上，用电脑整理老人们的录音。三位老人轮流讲，她轮流录。
“五八年，我们厂没有冰刀，”一个头发白了的老人说，“工人们自己用钢板做。把手是木头，绑上布条。冰鞋是旧的棉鞋，底下钉一块铁皮。”
“您滑过吗？”苏晓禾问。
“滑过，”老人笑了，“摔了不知道多少次。但是年轻人不怕摔。摔了，起来，再摔，再起来。后来我们厂的比赛，拿了全市第三。”
另一个老人补充：“那时候没有教练，老工人带新工人。一个人会了，教十个人。十个人会了，教一百个。”
林霜站在门口，听着。她没有进去。
周牧野从后面走过来，眼睛红红的，手里拿着一张纸。
“林老师，您看看这个。”
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图：一个矮矮的架子，带轮子，高度到腰。一只手可以扶，身体可以靠。摔倒的时候，架子跟着走，不会倒。
“下面加两个轮子，”周牧野解释，“这样滑的时候能跟着动。扶手用软的，手不疼。高度可以调，老人也能用。”
林霜看着图，看了很久。
“明天做一个试试。”
“材料……”
“我去找，”林霜说，“我认识一个修车的，他那里有钢管。”
她把图折好，放进口袋。体育馆里，苏晓禾还在录，老人们还在讲。外面的风雪很大，但是门关着，声音传不出去。
周牧野忽然说：“林老师，您为什么不怕了？”
“怕什么？”
“怕我们失败。怕马文涛看笑话。怕……”他停了一下，“怕冰。”
林霜看着体育馆的地板。没有冰，只有木头，旧旧的，有很多划痕。
“我怕过，”她说，“三年。但是怕完了，还是得站起来。站着站着，就不怕了。”
她转身走向器材室，去找能做原型的东西。周牧野跟上去，左手拿着那张图，握得很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