庞仲坐在银行后台办公室,眼睛看着电脑屏幕。他是做对公业务的,每天和数字打交道,很少出错。
下午三点,冯远梅的电话打到了柜台。她说哥哥的一笔市政补偿金转入了陌生账户,尾号是7749。庞仲听了,打开系统查询。这笔钱确实有问题:收款人和申请人名字不同,代理委托书没有编号,转账备注里的手机号和系统登记的手机号也不一致。
庞仲皱起眉头。他三十出头,做事一直谨小慎微。银行上个月刚发了新规定,“疑似冒领”的转账要提交记录修正申请。他把冯远梅说的信息和系统记录对比了三遍,确认符合预警条件,然后点击了提交。
他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纠错操作。
晚上七点,系统自动弹出红色警告。庞仲还没下班,他看见屏幕上跳出一行字:“关联账户异常,触发风控冻结。”他愣住了。他点开的那个尾号7749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一扇他从未见过的门。
十七笔市政补贴。三笔小额贷款。一个水电代扣账户。所有这些,绑定的都是同一个手机号。系统把它们全部冻结,然后自动生成报告,上报上级:要求所有相关申请人参加公开审核。
庞仲坐在椅子上,手心出汗。他只是想修正一笔转账记录。
第二天早晨,市政服务中心门口排起了更长的队伍。消息传得很快:有人冒领补贴,很多人的账户被锁了,要公开审核才能解开。
冯远梅请了一天假,陪哥哥一起来。冯远桥拄着拐杖,右腿的骨折还没做手术,每走一步都疼。他看见队伍里有老人,有坐轮椅的人,有抱着孩子的女人。这些人脸上写着困惑和着急,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钱突然拿不到了。
队伍中间,有几个男人脸色不一样。他们不看窗口,只看手机,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按。冯远梅注意到其中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,他接到一个电话,突然转身离开,脚步很快。
柯谨早上接到通知,被临时任命为审核组成员。她四十岁了,在三号窗口干了十五年,再过几年就要退休。她习惯按规章办事,但她也知道规章有时候不够用。
审核组有六个人,坐在二楼会议室。柯谨负责看系统记录,对比申请人的到场记录和“已人脸认证”的标记。
第一天上午,她就发现了问题。
一个老人申请残疾人补助,系统显示他上个月“已人脸认证”,代理人是周世安。但柯谨调出那天的监控,老人根本没来过服务中心。窗口的摄像头拍到一个戴帽子的女人,她在自助终端前面站了三分钟,然后走了。系统记录却显示“认证通过”。
柯谨把这件事写在报告里。她的手有点抖。她想起冯远桥,那个拄着拐杖的外卖骑手,他反复说“我没有委托任何人”。当时她同情他,但系统记录确凿,她只能让他去银行。现在她明白了,系统记录也会说谎。
下午,另一个审核员发现问题:两个申请人,一个住在城东,一个住在城西,相隔四十公里,却共用同一个代理手机号,尾号7749。两个人的“代理委托书”格式完全一样,签名笔迹也几乎一样。
柯谨把这些记下来。她想起冯远梅来找她的那天,那个年轻女人手里拿着一张写满线索的纸,眼睛很亮。柯谨当时说,没有司法介入无法继续深挖。现在司法还没有介入,但系统自己把门撞开了。
晚上,审核组加班。柯谨下楼买咖啡,看见大厅里还有人在排队。一个老太太坐在塑料椅子上,怀里抱着布包,已经睡着了。她的丈夫三个月前去世,她来领丧葬补贴,却发现账户被冻结。她不知道什么是“关联账户”,也不知道谁是周世安。她只知道老伴的骨灰还在殡仪馆,等着这笔钱安葬。
柯谨走过去,把自己的外套轻轻盖在老太太腿上。她想起明天还要查更多记录,还要写更多报告。她也想起冯远桥的手术费,想起冯远梅说的“这不是偶然错误”。
她回到会议室,打开电脑。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,她一行一行地看,一个一个地核对。有人在系统里造了很多假的影子,那些影子有名字、有号码、有“已认证”的标记,但没有真人。
窗外天黑了。柯谨揉了揉眼睛,继续工作。她知道,只有把这些影子和真人分开,真正的受害者才能拿回自己的钱。冯远桥才能做手术。老太太才能安葬老伴。
楼下,冯远梅扶着哥哥慢慢走出服务中心。冯远桥的拐杖敲在地面上,发出规律的声音。他们还要再来,明天,后天,直到审核结束。
城市很大,人很多。有人藏在号码后面,拿走别人的钱。现在,那些号码被锁住了,链条开始一环一环地断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