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良走进派出所的时候，罗警官还在。
“想起号码了？”罗警官问。
马良点点头。罗警官把办公室的电话推到他面前：“打吧。”
马良拿起电话。他的手有一点抖。这个号码他记了二十年，是姑妈家的老电话。小时候父亲让他背，说：“万一有事，就打这个。”现在真的有事了。
电话响了三声，通了。
“喂？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很陌生。
“您好，请问……桂芳姑妈在吗？我是马良，她哥哥的儿子。”
“什么姑妈？你打错了。”男人不耐烦地说完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马良拿着电话，站着没动。可能是自己按错了一个数字。他又打了一次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，按得很慢很小心。
电话又通了。还是那个男人。这次他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，然后马上挂断。
罗警官在旁边都听见了。他轻轻地说：“老号码可能早就换人了。这种事很多。”
马良把电话放下。回家的最后一条路，断了。
罗警官给他倒了一杯热水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今天晚上你可以在候车室坐一坐，那里不关门。明天……你不是有欠条吗？先去公司问问，也许他们有办法。”
马良说了声谢谢，走出了派出所。
那天晚上，他坐在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，一夜几乎没睡。
第二天早上，马良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欠条。包丢了，但是欠条一直放在他衣服里面的口袋里，还在。欠条上有公司的名字和地址。他问了三个人路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找到了那家公司。
公司的办公室里，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接待了他。马良把欠条放在桌子上，说：“我父亲叫马长顺，以前在你们这里打工。他上个月病死了。这是欠条，公司还欠他一万六千块工资。我是他儿子，我来替他拿。”
女人看了看欠条，在电脑上查了很久，然后点点头：“查到了。马长顺，确实还有一万六千块没发。”
马良的心一下子热了。
“但是，”女人说，“你要证明你是他儿子。请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一下，还要他的死亡证明。”
马良低下头：“我的包在车站被人偷了。身份证、死亡证明、手机，都在包里。”
女人很同情地看着他：“那真的没办法。公司有规定，不能证明身份，钱就不能给你。给错了人，谁负责？”
“我真的是他儿子。”
马良说，“你们可以问工地上的人，我长得很像我父亲。”
“像不像不是证明。”
女人说，“你先回老家，把证件补办好，再来。钱在这里，跑不了。”
回老家？他连一块钱都没有，怎么回老家？
马良慢慢走出办公室，站在公司门口。太阳已经升高了，街上人来人往。钱就在这座城市里，可是他拿不到；家就在几百公里外，可是他回不去。他来这里是为了讨工资，现在，这件事反而让他离不开这座城市了。
马良站在那里，很久没有动。他第一次觉得，自己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