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三早上，林秋宁把打印好的稿子放到周敏言桌上。周敏言正在看电脑，没有抬头。
“放这儿。”她说。
林秋宁回到自己的桌子前，开始读昨天的报纸。她读得很慢，每个字都看。
下午三点，稿子回来了。林秋宁拿起来，发现几乎每行都有红笔修改。稿子旁边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太长、太软。”
林秋宁不懂“太软”是什么意思。她看了一会儿，站起来，走到一个年轻记者旁边。那个记者二十多岁，正在喝咖啡。
“请问，”林秋宁说，“'太软'是什么意思？”
年轻记者看了看她的稿子，又看了看她。
“就是感情太多，”他说，“事实不够清楚。读者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是想看你高不高兴。”
林秋宁点点头，回到桌子前。她把稿子上的红笔修改一条一条看完，然后开始改。
她删掉所有形容词。“漂亮的”删了，“重要的”删了，“认真的”也删了。她重新组织结构，把工人的话放在前面，把电话采访的内容放在后面。每句话她都想：这是事实吗？这是必须说的吗？
晚上九点，办公室又只有她一个人。她保存文件，打印第二稿，放到周敏言桌上。
星期四早上，稿子又回来了。红笔修改少了，但是还有。纸条上写着：“还有一个问题。”
林秋宁看着这五个字，看了很久。她打开笔记本，把三个工人的话又读了一遍。她把电话采访的笔记也读了一遍。
然后她开始写第三稿。
这一稿，她只留了一个细节：老工人说，原来的旧书架要留下，因为“书放在旧架子上，味道不一样”。
她把这句话放在最后。
下午四点，周敏言走到她桌前。她拿起稿子，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。然后她点了一下头，没有笑，把稿子拿走了。
林秋宁坐在椅子上，没有动。她看着周敏言的背影，看了很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