断面从岸边的第一根竹桩开始。柳映川把测绳一头系在桩上,陶念苇撑船往湖里退,一边退一边放绳。绳上每隔一米缠一道红布。
“一米,芦苇,四十二株,最高两米一。”柳映川蹲在齐膝深的泥水里,数一根,按一下计数器。陶念苇在防水本上记下,篙往前一点,船又退出一米。
头两个湖湾这样测了好几天。芦苇比二十年前的记录矮,也稀,可处处都差不多,看不出毛病在哪儿。
进石门湾那天上午,水面还浮着一层雾。测到四十几米,柳映川的手停住了。
面前那丛秆子比旁边的粗一圈,叶子发灰,像落过一层薄霜。她掐下一片叶子捻了捻,拇指搭在计数器上,没有按下去。
“念苇,你来看看。”
陶念苇把篙插进泥里,探过身子瞟了一眼:“洋苇嘛。”
“洋苇?”
“村里老人都这么叫。修新堤那年,上头怕浪把堤脚掏空,拉了几车苗子沿着堤种,说它长得快,根深,能抓住土。”
她说得飞快,“根是真深。我小时候跟我爸拔过,今年拔一棵,明年旁边冒出三棵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堤不塌了,谁还管它。”
柳映川在本子上另起一栏,写下“洋苇”两个字,后面打了个问号。
接下来那些天,她们把剩下的湖湾一个个测完。最后一晚,柳映川把七个湖湾的断面图并排铺在旅馆床上,用红笔把洋苇所在的格子涂出来。涂到一半她就停了笔:卫星图上多出来的那片绿,几乎全落在红格子里。新堤湾、石门湾和老河湾,洋苇已经连成了大片;别处,它也一丛丛挤进了老苇丛。凡是它挤进去的地方,本地芦苇都矮了一截,稀稀拉拉。
陶念苇趴在床边看了半天:“难怪这几年割苇的都说,捆子越捆越轻。”
第二天,柳映川在那三个湾里各割了两捆洋苇,挂上标签,送去汀源纸业化验。
几天后,化验单是原料部的经理亲自送来的。他穿一双崭新的雨靴,站在新堤上,没往泥里下。单子折成四折,他没打开,直接塞进柳映川手里。
“不用看了,我跟您说结论。”
他弯腰折下一根洋苇,两手一掰,“啪”地断了,断口毛毛糙糙,“纤维短,杂质多,进不了蒸煮锅。硬塞进去,一锅浆都得废。”
“一点都用不上?”
“柳老师,我们是造纸的,不是烧锅炉的。”
他把断秆扔回草里,拍了拍手,“我们不会为一根打不成浆的秆子付钱。”
他朝湾里扫了一眼,账已经算出来了:“县里透过底,说面积比二十年前多了五分之一。照这么看,多出来那块,一捆也算不上数,还得倒贴人工去割。”
陶念苇在一旁小声说:“不光算不上,它还在吃好苇子呢。”
经理看了她一眼,没接话,又朝那片灰绿望了好一阵,才转身下了堤。
柳映川没送。她踩着泥下到堤脚,拨开两丛灰叶子,数夹在中间的本地芦苇。秆子细,刚到她胸口。计数器响了九下,就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