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，柳映川的车开进县城，后备厢里塞满了定位仪、样方框、镰刀、吊秤和成捆的网袋。这是二十年来鹭汀湖第一次全湖清查，今后每年冬天能割多少芦苇、由谁来割，都要看她的数字。
何启年在县自然资源局的会议室里等她。投影幕上是鹭汀湖的卫星图，七个湖湾的边上涂满了绿色。
“柳老师，你看，”他用激光笔在图上画了一个圈，“跟二十年前比，芦苇面积多了五分之一。县里已经按这个比例把配额写进预算了。”
“已经写进去了？”
“财政等着这笔收入呢。”
何启年笑了笑，“你这次来，就是帮我们把这个数坐实。”
柳映川没接话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磨掉了漆的旧计数器，拇指一按，咔哒一声。
“何局长，卫星只看得见绿。数字要从泥里量出来，不能从卫星图上算出来。”
何启年愣了一下，把激光笔放回桌上：“那就量。量完了，按你的数定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研究所在当地聘的技术员陶念苇撑着平底船，在湖边等她。竹篙往水里一点，船就贴着苇丛滑了出去。
“柳老师，样方定在哪儿？”
“随机点，定位仪说了算。”
“定位仪可不知道哪条沟能过船。”
陶念苇已经把篙换到另一边，“前面是浅滩，得绕，您坐稳。”
头几块样方离岸不远。柳映川把样方框压进淤泥，蹲下来一根一根地数，每数一根，计数器就响一声。陶念苇跟在后面，贴着泥把苇秆割下，捆好、挂牌、装袋。一天下来，两个人的裤腿湿到了膝盖。
苇秆运回陶念苇长大的下湾村，摊在一间空仓库里晾了几天，才一袋一袋上秤。陶念苇念数，柳映川记。称到第五袋，陶念苇停了手。
“不对吧？怎么都这么轻？我小时候帮家里扛苇子，一捆压得肩膀疼。秆子也细了。”
柳映川翻开那本二十年前的清查记录，把新旧数字并排写在一起，看了很久。
“少了多少？”陶念苇问。
“每公顷少了三分之一。”
那天夜里，柳映川在县城旅馆里没有睡，把每块样方单独重算了一遍，又一项项排除误差：晾晒天数、留茬高低、秤准不准。窗外的天色由黑转灰，结果仍然一样。面积是原来的一点二倍，单产只剩三分之二，两数相乘，全湖能割下的芦苇不但没有多，反而比二十年前少了大约两成。
第二天上午，何启年看完她递过去的那张纸，脸沉了下来。
“面积多了，产量反倒少了？”
“面积是多了。可多出来的那一块长得怎么样，图上看不出来。更大的配额，不能从更大的面积里‘读’出来。”
“读不出来？”
何启年把纸往桌上一放，“预算已经报上去了，你让我怎么跟县长讲？说省里来了个专家，告诉我们少了两成？”
“我只是报实测的结果。”
“实测，实测。”
他站起来走到窗边，又转过身，“光拿个数字来泼冷水，有什么用？少了，总得有个原因吧。你把原因拿出来，我才有话说。”
柳映川把那张纸折好，放回包里。计数器握在她手心，她没有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