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在一道雪坎前停住了。司机熄了火，指着前面白茫茫的山坡说：“就到这儿了，再往上，车过不去。”
邵一苇在车上颠了两天。她背上包下车，冷风一下子灌进领口。山路被雪埋了，只剩一排红铁杆插在雪里，一根接一根伸上山去。半山腰有几间矮房子，屋顶压着雪。
“顺着杆子走，千万别离开路。”司机看着她走出一段，才掉头下山。
她以为那几间房子不远，可走了半个多钟头，它们还在那么远的地方。雪没到小腿，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。等她站到监测站门口，天已经暗了，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。
门口站着一个穿旧军大衣的人，个子不高，脸被晒得又黑又红。他没有伸手接她的包，只低头看了看她湿透的鞋。
“邵一苇？”
“雷站长您好，我是研究所派来——”
“进来，外头冷。”
屋里的铁炉子烧得正旺。雷长庚倒了杯热水给她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手写的值班表，上面写着几点看发电机，几点记气象，几点和山下通话，几点查传感器，排得满满的。她从头看到尾，没有一项是测冰川的。
“先照这个做。”
“交接的材料呢？设备说明、历年的数据……”
“明天再说。头疼不？”
“有一点。”
“头几天都这样。别洗澡，早点睡。”
说完，他进了自己的屋，门关上了。
那一夜她几乎没合眼。头像被一根带子越勒越紧，躺平了喘不上气，坐起来又冷。后来她干脆披上羽绒服，摸到外屋去倒水。
炉火只剩一点红光。她打开手机电筒，这才看见靠里那面墙：从地面到房顶全是木架子，上面整整齐齐排满了笔记本，有的书脊贴着胶布，用黑笔写着年份。
她抽出一本。纸已经发黄，页角卷了起来。每一页都画好了格子：日期，天气，气温，最后一列是一个数字，后面跟着“米”。字一笔一画，工工整整，像小学生的作业。她往后翻，一天也没空着。又抽出一本，还是这样。
“那是冰川边儿到标桩的距离。”
她吓了一跳。雷长庚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，大衣披在肩上。
“您每天都去量？”
“每天。”
“二十六年？”
他没接话，走过来，把她抽乱的本子一本一本插回去，按年份排齐。
“路一通，我就下山。”
他背对着她说，“这之前，你得学会一个人管这个站。发电机坏了你修，路断了你等，没人帮你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她停了停，还是没忍住，“不过雷站长，冰川边上已经装了自动传感器，数据隔一会儿就传回北京，比人量得准，也不会漏。这些……”她看了一眼那面墙，“其实可以不用再记了吧？”
雷长庚把最后一本推进去，用手掌按了按书脊。
“喝了水，睡觉去。”
他又回了屋。邵一苇端着杯子站了一会儿，水一点点凉了。他连争都懒得跟她争。人做一件事做了半辈子，舍不得放下，她能理解。可仪器不会累，不会看错刻度，也不会因为下雪就少记一天。
回到床上，头还是疼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她听见隔壁的门开了，接着是外屋的门，然后是踩雪的声音，咯吱，咯吱，往冰川那边去了。